陜西漢中男子張扣扣除夕持刀殺害鄰居三人的新聞，在這個春節挑動著人們的神經。

在輿論場上，他的經歷被“為母報仇”“二十年雪恥”這樣詞語進行了概括。因為動機的情感正當性——為二十多年前被鄰居打擊頭部致死的母親報仇，和報仇過程中的選擇性——奪仇家性命卻不傷仇家婦孺，他進一步被視作壯士和義士，整個人生經歷，獲得了傳統俠客故事的加持。

這種原始民聲，發乎自然，幾乎很快就受到了知識群體反省。基本的立足點是，“同態復仇”是現代社會的敵人，“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的樸素正義觀雖然仍是法治的基礎，但法治的不同就在于經審判而償命、合程序而還錢。

不過，上述反駁真正開始變得有力，不是因為評論者的合圍，而是因為隨后出現了一兩篇珍貴的調查報道，具體而不是抽象地還原了張家與王家的之前和今天的兩場悲劇，超出了“符號”對“符號”的爭論。當遠隔萬里的人們以“義士”的名號贈與張扣扣時，當地村民和事件的目擊者，卻稱“殺人能是英雄？簡直是胡說八道！”——這種來自新聞現場的聲音，比講道理的評論有力的多。

很顯然，大劑量的輿論正附著在單薄的新聞報道上，自從調查報道萎縮之后，類似的情況已經相當常見。比這更該引起注意的是，前兩年標志性案件在公共空間的共鳴消失了，在具體案件上實現法治進步的操作路徑“民聲吶喊—報道介入—評論合圍—專家闡釋—司法回應”正在解體，各個環節間的沖突正在擴張。這種沖突大于共識的情況，不僅出現在張扣扣案中，同樣出現在前兩個月的“湯蘭蘭案”中。

最明顯的一點，是司法和民意的關系變得更復雜了。在之前的典型的呼格案和聶樹斌案中，民間輿論的最終指向是法治正義，這使得沉冤最終得雪時，官方與民間、專家與媒體都覺得自己是勝利者。但現在，以樸素正義觀統攝法治敘事的傾向變得明顯了，快意恩仇的社會情緒更加強烈，也更強硬。

比如，在張扣扣案中，為了支持其行為的正當性，很多人緊緊追問二十年前對王家判決可能存在的司法漏洞，量刑過輕，服刑時間短等問題（這種追問當然是應該的）；但同樣在湯案中，同類的司法瑕疵（以口供為證據等）卻不是問題，因為這種瑕疵要服從于為受害者湯蘭蘭主持正義的目標。

就像紛亂衍生俠客夢，在既有治理系統外溢出另一套何以正義、以何正義的敘事，來自于對社會治理不連貫性的一種透視，其實是對法治不是最終權威積蓄的反應。

此外，媒體和民聲民意的關系，也出現了某種悖論。在此前種種公共事件的解決中，媒體曾依靠民意托舉，民意也曾視前者為代言，在去年“辱母案”的重審過程中，自然正義與媒體主張的司法正義曾出現過完美的合流。但目前展現出的趨勢是，媒體的“伸張正義”只有在符合樸素正義觀的情況下才能被蓋章。媒體人（知識人）曾設想的民心可用，很可能出現敘事上的倒置，換民間輿論為主體，主題變為“媒體可用”。

往深里說，輿論場上已經出現了幾套“政治正確”的話語，至少包括，一套主流敘事，一套啟蒙以來的政治哲學話語，一套由儒家思想滋養的樸素倫理觀。若干年前，以法治和權利為核心的政治哲學話語統馭了公共輿論，持這套話語的媒體具有很大的話語權。現在，隨著公共議事平臺向網絡遷移、大量公眾涌入議事場，隨著社會轉型中啟蒙中斷，樸素倫理觀和正義觀成了有限可選的蓄水池，正在形成對民眾的導流，積蓄著巨大的對沖能力。

在這個背景下的張扣扣案爭議，應該僅僅是個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