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接連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與《國防戰略報告》中，將自己“描繪”成網絡攻擊的被侵害對象，借此來提升網絡戰能力和網絡戰體系的建設。其真實目的是想讓自己的網絡空間作戰能力進一步甩開其他國家，我們對此應保持高度警惕。

事實上，美國根本就不是網絡攻擊和網絡戰能力中的弱者。它是網絡戰的始作俑者，擁有最強的網絡戰能力。美國對網絡攻擊和網絡戰能力的重視，直接反映出未來美軍聯合作戰的基本形態的重大變化。從網絡中心戰、數據中心戰到知識中心戰，是歷史的必然邏輯。正像2016年《美軍聯合作戰中的“跨域協同”》計劃手冊中提到的，“跨域協同最大的挑戰在于能夠吸收多領域專業人才及其經驗知識，并使其融入到計劃制訂與作戰之中”。知識中心戰將是孫子所提出的“知己知彼”極致表現。而這完全在于美軍是否能夠占領網絡空間。

當今世界，軍事大國全力爭奪人工智能技術這一未來戰場“新制高點”，美軍則是“智能化戰爭”的領跑者。而人工智能則已成為鞏固其全球霸主地位的一個重要籌碼,美國“第三次抵消戰略”就是利用人工智能等“顛覆性”技術嵌入到國防部的作戰網絡中，使美國的傳統威懾能力登上一個新的臺階，創設下一場戰爭的制勝規則。

面對這種態勢，我軍不僅要著眼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更要放眼人工智能等“顛覆性”技術發展，謀求“彎道超車”。人工智能突破性的發展必將對信息化戰爭形態產生“顛覆性”影響。對軍隊而言，如果不能正確預判軍事科技的突破方向、把握戰爭形態變化，不僅會導致“技術代差”，更會導致核心能力和國家安全的危機。軍隊應從人工智能的思想認知域與行動控制域的雙重維度，實現智能技術對信息化、機械化的重大突破。

一是智能化決策指揮。戰略戰役決策和指揮控制方式的態勢感知、仿真模擬、人機交互、對抗推演、智能化程度，對于提升指揮決策效能、克服人性的困擾和弱點具有不可替代的優勢，將會改變傳統的指揮決策模式。

二是智能化作戰方式。從搜索發現、威脅評估到鎖定摧毀，效果評估實現無人化。從以思想、心理為打控目標，用智能化方式手段，進行“文化冷戰”和“政治轉基因”等思想控制和精神“軟打擊”的作戰行動。將會使未來戰爭形態產生革命性變化。

三是智能化軍事裝備。人工智能技術、無人化武器將人與機器深度融合，讓機器的精準和人類的創造性完美融為一體，用機器的速度和力量讓人類提升認知速度和精度并做出最佳判斷、決策和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