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場現形記》中講，一些官員“敷衍的本事是第一等”。封建時代“千里做官為了吃穿”，官場中人“無利不起早”不是啥稀罕事。共產黨人“做官”為的是做事，與封建官員不可同日而語。拿陳云同志的話說：黨員干部“在工作中萎靡不振和用雇傭勞動的態度來對付黨的工作，是絕對不允許的”。

這些年鐵腕正風反腐、從嚴管黨治吏，官場日漸潔凈、官風愈益清朗。但懶政庸政怠政現象，也的確不少見。一些官員怕擔事、裝作為，只說不做、說多做少，患上了嚴重的“官場敷衍癥”。其主要臨床表現：對上“表態好、行動少”——傳達學習“反應很快”，開會部署“動作很大”，搭班子、建機制“抓得很緊”，卻是只聞樓梯響，不見人下來；對下“臉好看、事難辦”——接上樓送出門，又端水又拉凳，似乎很熱情，可談到事情卻打太極，推不掉就拖，拖不過就糊；講話“重搬用、輕運用”——報紙網絡到處抄，光接天線不接地線，光有著眼點沒有著力點，完全“為講而講”；做事“有激動、無行動”——提起矛盾問題兩腮發鼓，但解決起來上級不撥不動，甚至撥都不動，許多經費趴在賬面上睡大覺。

光說漂亮話、做樣子活，不埋頭真抓、擼袖實干，無疑是一種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結合體。但細加分析，這種“敷衍病”，與曾經盛行過的“作秀”風，又有本質不同。作秀，圖的是出名掛號，爭彩頭、討掌聲，許多事“想得美好、很難做到”，其背后多多少少還是有些進取心、創新欲——當然是扭曲變形了的。而敷衍，則是不想干事、不負責任，追求“也無風雨也無晴”，以為“不做事沒有事”“不花錢最保險”，躲避矛盾、明哲保身，許多事是“非不能也，實不為也”，缺少的是為官的責任與擔當、做事的熱情與干勁。所以，比之作秀，敷衍之害堪稱更甚。

“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毛澤東同志早作過這樣的論斷。隨著“打虎”“拍蠅”“獵狐”不斷深入，有些人以為只要不貪腐，就可以做“太平官”、當“不倒翁”。其實，敷衍塞責造成資源浪費、耽誤發展機遇，是黨和人民不能容忍的“大問題”。明朝走向滅亡，官員“賢者十一，而惰不事事者常九也”，官場“虛文日盛而實政亡”，就是重要原因之一。中華民族要“強起來”，豈能容忍官員“占著位子、混著日子”，讓“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世浮沉，左右觀望”那樣的“具臣”“滑吏”有安身之地？

貪官是惡吏，必須堅決鏟除；庸官非良吏，同樣不可重用。評價干部需要看態度，但判斷態度好壞既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不見行動的“態度很好”，要它何用？推動工作需要抓過程，但關注過程是為了保證最后的收成，不打糧食的“忙忙碌碌”，要它何用？選人用人必須重品行，但強調“政治過硬”還得“本領高強”，不能做事的“堂上木偶”，要它何用？為官不學無術、不求進取，卻椅子坐得安穩、梯子上得順利，如此只會助長“敷衍病”流行。

老實人，才是最聰明的人。勤政廉政，來不得半點虛偽。今天如果還有人懷疑黨自我革命的勇氣和決心，看不到正風反腐肅紀永遠在路上，干事敷衍、為官裝為，還在東張西望等等看，不會有好果子吃。唯有勤勤懇懇、兢兢業業、踏踏實實做好自己的事、盡好自己的責，方能行得穩、坐得正、走得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