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類和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關，但生活垃圾分類實行多年，效果卻不理想。2017年，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家發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底前，在部分重點城市的城區范圍內先行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方案》明確，實施區域內的公共機構和相關企業作為主體，負責對其產生的生活垃圾進行分類。同時要求政府引導居民自覺、科學地開展生活垃圾分類，但并沒有提出強制性的要求。（1月31日人民日報）

垃圾分類是大趨勢，不可逆轉。雖然垃圾強制分類尚在全國46個重點城市搞試點，直到2020年底前，才會基本形成相應的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但從目前來看，僅有少數一些城市出臺了垃圾分類地方性法規或政府規章，大部分城市都缺乏法律依據，“而且即使有法可依，也面臨執法難、取證難的問題。”其實，就世界范圍來看，垃圾強制分類也絕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要打持久戰。不過，步伐還是應該加快，不該在有法可依狀況下的執法難、取證難面前束手無策。

專家稱，垃圾分類難推廣，需要法規約束市民等環節。不過，如何約束就是一個問題。即便是執法難、取證難，但只要讓違規者有“痛感”甚至讓其“喊疼”，狀況就會逐漸變好。即便是參照國外垃圾強制分類搞得較好的國家，也是“引導加強制缺一不可”。引導是一方面，而“強制”就是在對出臺的法規嚴格執行。遺憾的是，僅有少數城市在試點中對垃圾強制分類出臺了較為嚴厲的處罰措施。而就垃圾強制分類這件事來說，自律不如他律。

例如上海、廣州等城市，就分別出臺了本市的垃圾強制分類規定，基本上都是對個人違規者處以最高200元罰款，而且，已在整治行動中動了真格。雖然對個人混投生活垃圾者或最高罰款200元，這個數額既不算大，也不算太小，可以警示個人遵守規定。如果罰數額款過多，又顯得不是很人性化。畢竟，垃圾強制分類才剛剛開始，需要給每個人一個適應過程。因此，對個人違規者或最高處罰200元，看似一個較為寬厚的規定，也能給其他人起到警示作用。而隨意拋灑、傾倒或堆放生活垃圾，將對個人罰款最高達1000元，對單位最高罰款達5萬元，都是讓違規者“有痛感”的措施。

罰款令違規者“喊疼”至關重要，引導甚至獎勵也不可或缺，而方便人們把分類垃圾投放到位，養成垃圾分類的好習慣也很重要。但無論如何，在垃圾強制分類中，對個人的約束就是再困難，難免出現的監管盲區再不好管，也要克服困難，堅決執法。而就“執法難、取證難”這兩個老大難，就必須加大執法成本。

而最令人擔憂的，就是有法不依，使垃圾分類的措施變成擺設，一旦如此，人們對垃圾強制分類的關注度就會降低，甚至視其為“兒戲”。只有一開始就加大執法力度，接下來就會容易得多。開始就“卡殼”，后面要想做到垃圾強制分類，將是難上加難。只要垃圾分類中的違規者“無痛感”，那么要想扭轉被動局面，恐怕只能是一廂情愿。

垃圾強制分類，是一項十分復雜的工作，涉及面廣、頭緒多，監管執法都面臨巨大困難。可即便是分步走，也要有一個時間表，不能總是原地踏步。而如今，確實到了從“鼓勵”到“強制”階段了。如果不從建設生態文明的高度加以落實，真正的垃圾強制分類，就將遙遙無期。而既然是“強制”，就必須采取強制性措施，必須“動真格”，讓違規者“有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