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是沒有辦法左右自己的命運的，風水就是抓住了人性中最深層也是最悲哀的一個問題，越有身份的人，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在乎風水，朱熹也不例外。”

“死亡是一個人一生最大的節日。”

一位考古工作者的新書分享會，充滿了這樣感性又適合傳播的金句，大概也只有鄭嘉勵了。

鄭嘉勵為讀者簽售。王平 攝

1月28日，中國絲綢博物館·曉風書屋，錢報讀書會·華云文化咖請到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鄭嘉勵，他的新書《考古四記》上周剛剛上市。這次讀書會還進行了網絡現場直播，讓上萬名不能趕來現場的讀者，也慶幸沒有錯過精彩。

朱熹的小私心

中國傳統是一個家族社會，家族最基本的單位是家庭，按照儒家倫理的價值觀，生前要聚族而居，死后要聚族而葬。

家庭中最重要的單位是夫妻，然后是父子、兄弟。一代人是夫妻合葬，兩代人就是父子合葬，三代人、四代人、多代人的合葬，也就是“族葬”。

但是事實并非如此。鄭嘉勵在田野考古和調查中發現，江南地區類似的兩代人合葬的南宋墓地其實是很少的，更遑論三代人、多代人的合葬。

鄭嘉勵舉了一個大熟人的例子：朱熹。

朱熹是孔子以后中國最大的圣人，一個大儒家的家族喪葬是怎么樣的呢？

朱熹的爺爺朱森，埋在福建的政和縣，朱熹的父親朱松埋在武夷山，朱熹本人埋在建陽。他的三個兒子，長子朱塾埋在建陽的另外一個鄉鎮，小兒子是埋在建安的。更加不可思議的是，朱熹的父親埋在武夷山，母親祝氏埋在建陽，夫妻倆居然沒有合葬。

“這是為什么？因為他們迷信風水，每個人都要占一個好山頭。所以，朱熹的子孫清明節上墳苦啊，一家人的墓離得這么遠，沒有半個月哪里跑得完。”鄭嘉勵笑著說。

鄭嘉勵提到了朱熹最有名的《朱子家禮》，這應該是很多講國學的人必讀的一本書，書中非常詳細地規定了祠堂禮、冠禮、婚禮、喪禮、葬禮、祭禮該怎么辦，把人從出生到死亡的各種禮儀都規定得十分詳細，操作性非常強，可以當成說明書一樣，用來指導大家的生活。

“死亡才是一生中最大的節日，這句話一點不錯。婚禮最多三天，可是古人喪禮是三年，丁憂是兩年七個月。所有的禮儀里面，喪葬禮其實是最重要的。”

但是，問題來了，恰恰對于最能反映儒家倫理的族葬禮，朱熹居然一個字都沒有提。

“那不廢話嘛，他自己都沒這么做，還怎么指導別人？”鄭嘉勵說。

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朱熹心里其實是很有數的。

“可見，古人既有追求族葬的理想，又深深地被世俗的禍福觀念所困惑，所左右。”鄭嘉勵說。

《考古四記》書影。

南宋人對死亡的態度如此理性

讀書會現場，有一位讀者提了個問題：“為什么我們浙江的南宋墓葬里，幾乎看不到那些精美的雕梁畫棟或者華麗麗的壁畫？”

我們聽聽鄭嘉勵的講述——

首先，不要認為壁面裝飾豐富的，石雕藝術非常好的墓，墓主的身份就很高，恰恰不是。

四川瀘縣宋墓里面石雕，婦人啟門，墓門兩邊還站著一對武將把門，都是美輪美奐的藝術品。其實這些墓主人的身份，都是不高的，通常只是一些富裕的平民。

朱熹雖然迷信風水，但他說過，只有儒家才能坦然看待生命，命就是一股氣，氣聚在一起，人就活著，氣散了就沒了，沒了就沒了。對生死抱著一種相當理性的，非常接近現在唯物主義者的態度。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這才代表了先進文化的方向。

鄭老師你為什么不寫考古小說

有讀者現場慫恿鄭嘉勵：是否可以嘗試寫考古小說，包括特地從上海趕到杭州的本次讀書會的嘉賓、寫了很多歷史題材懸疑小說的作家季靈，也提到了這個問題。

“我當然也考慮過寫這樣的東西，但是后來發現，我沒有這方面的能力。我們很期待，考古學界能出現這樣的大才，這確實是值得走的路，但這不代表南派三叔的這條路有什么不對。”鄭嘉勵說。

既然講到南派三叔，大家必然還是要拋出那個老問題：盜墓小說和考古的關系。這位考古工作者會怎么回答？

“我對《盜墓筆記》的敘事技巧和想象力都非常贊賞，但不代表我認同小說對古墓和盜墓的渲染。寫小說的人要贏得讀者，必須要把神秘性渲染出來，但干考古的我，在這幾年傳播中所作最大的工作，恰恰是祛魅——把附加在考古身上的‘神秘’的東西，一點點地剝離。故弄玄虛、神秘主義，從來與我無緣。

比如盜墓小說，把洛陽鏟講得很神奇，在我們看來，只是熟能生巧的手藝。

只要人有欲望驅動，盜墓一定會有。曹操就是這樣，據說他自己也曾盜墓，所以就格外有心得，生前對死后怎么樣規避盜墓，就很焦慮。但最后，曹操墓也還是被盜了。這是人心的欲望。

盜墓小說和考古根本就是兩回事，它是借古墓葬題材去講自己的故事，這跟真實的考古、古墓毫無關聯。我們不要自作多情，硬把這兩個東西扯在一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