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中國化堪稱人類文明交流互鑒的典范。外來的佛教文化之所以能夠成功實現中國化，一方面是由于佛教與中國文化在思想精神上相通，二者都具有包容或寬容的精神；另一方面佛教乃中國社會之所需，傳入中國以后，豐富和發展了中國文化，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中國佛教史來看，佛教中國化的本質就是佛教與中國社會相適應。佛教中國化的內容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政治上適應中國社會，形成了佛教愛國愛教的優良傳統。歷史上中印兩國政治制度存在巨大的差異，印度的種姓制度、婆羅門至上等觀念，使得印度神權高于王權，然而中國歷史上神權則一直從屬于王權之下。佛教傳入中國以后，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就是如何適應新型的政治文化傳統，這直接影響到佛教在中國的生存和發展。歷代帝王也認識到佛教的傳播和發展也能夠起到社會教化，有助于穩定社會和國家政權的作用，因此，歷史上大多數封建帝王也愿意在其權力能夠掌控的范圍內保護和支持佛教的發展，但是同時也將佛教納入了國家事務管理體系之中，并專門針對佛教中的有些事務建立相應的管理機構和相關制度，形成了具有中國化特色的國家管理制度，其內容主要包括僧官制度、試經度僧制度、度牒制度、僧籍制度等等。與此同時，佛教也主動調適，形成了“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愛國愛教思想。佛教的愛國愛教思想，主要反映在“報國王恩（或國土恩）、報眾生恩”的慈悲利他精神中。所謂報國王恩，說明佛教與國家之間的關系，就是要尊重賢明的君王對國家的治理，勤修善行，以佛法輔助國家的道德教化。所謂報眾生恩，就是因為世間因緣無盡，一切眾生猶如自己的父母一樣，應當時刻常思報答。中國佛教不僅在思想上有著“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理想，而且通過實際行動，實踐著大乘菩薩“報恩度苦”“忘我利他”的積極精神，涌現出大量抵御外侮、除暴安良的愛國主義事跡，為國家社會作出了一定貢獻。

第二，佛教義理中國化，即在文化上與儒道等固有的文化相互融合吸收，豐富和發展了中國文化。佛教傳入中國后與固有的儒、道思想相互吸收融合過程中，逐漸成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中國思想史發展看，佛教雖然在哲學思想上曾對儒家、道教提出過批評，儒家、道教在政治生活和倫理道德方面對佛教也進行過攻擊，但總體上是三者互相借鑒和學習的過程。佛教積極吸納了儒家和道教的東西，使自己適應于中國的文化環境，并且以其獨特的倫理道德觀念、哲學思想體系，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涵。佛教義理中國化最重要的內容體現在中國人對印度大乘佛教的自覺選擇與吸收。大乘佛教中六度、四攝、四無量心等菩薩利他的思想，以及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等六度的修行方法，大乘佛教的“眾生無邊誓愿度”、“不為自己求安樂，但愿眾生得離苦”的大悲誓愿，認為成佛的根本在于救度眾生，即為利益眾生而發心成佛，與中國文化中積極進取的精神亦相契合。大乘佛教的世間與出世間圓融無礙的思想，以及菩薩不離眾生積極進取的精神，在具有濃厚出世傾向的印度并未形成風氣，卻在傳入中國以后得到了發揚光大。受大乘佛教的世間與出世間的圓融統一思想的影響，華嚴宗的理事圓融，天臺宗的煩惱即菩提，無不肯定了現實人間對于修行的重要意義。尤其是禪宗中的“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以及“平常心是道”的思想，將高深的佛法貫徹于平常的日用生活之中，與儒家“極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具有一致性。

第三，僧團制度中國化，即在僧團組織制度方面適應了中國傳統的農耕文明，形成獨具特色的農禪并重的傳統。僧團制度是指在中國佛教僧團中，于戒律之外，由佛教界領袖所制定的叢林管理制度，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禪宗清規。在中國佛教史上曾出現過道安大師的僧尼規范等，后來百丈懷海禪師始創的禪林清規成為中國佛教的主體性制度，形成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農禪并重的優良傳統，這也是中國佛教制度的一大特色。從中國歷史上看，禪宗清規對維系佛教的存在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自唐代禪宗興起而定型后，在此后的一千多年的時間里雖然有所損益，但總體來說在中國漢地佛教發展史上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且為漢傳佛教的其他各宗派所引用通行，保證了僧眾在叢林中正常而清凈的生活，維持了佛教僧團的穩定。

第四，佛教信仰的中國化，即在信仰形態方面適應了民眾的需求，形成了中國佛教內容豐富的菩薩信仰。菩薩信仰與大乘佛教有著直接的聯系，是中國佛教的一個重要特色，反映了中國傳統的價值取向。印度佛教中有眾多的崇拜對象，如佛、菩薩、阿羅漢，在中國佛教中，菩薩信仰逐漸成為信仰崇拜的重要的對象，在中國佛教中占有核心的地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受到儒家“兼濟天下”精神的影響，也就是古代印度來華的高僧經常說的“震旦有大乘氣象”。在中國佛教中，逐漸形成了以觀音、文殊、普賢、地藏為代表的四大菩薩信仰體系，分別代表了大乘佛教的悲、智、行、愿四大精神，在此基礎上，相應形成了普陀山、五臺山、峨眉山和九華山四大名山道場，對于中國佛教信仰形態產生重要影響。尤其是觀音菩薩的信仰千百年來早已廣泛流傳，甚至有“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音”的說法，觀音菩薩慈悲救世的精神在中國婦孺皆知，深入人心。

第五，在文明交流和佛教文化傳播方面，促進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佛教在公元前后傳入中國以后，在兩千多年的時間中，曾有無數來自南亞、東南亞、中亞的佛教徒到中國傳法，帶來大量經典及其他文物。在中國歷史上，也有很多中國僧人到古印度及中亞國家求法取經，涌現出大批西行求法的高僧，如法顯、玄奘、義凈等，魯迅稱贊他們是中國“民族脊梁”，不僅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印度佛教在13世紀以后逐漸滅亡，中國作為佛教的第二故鄉，成為了北傳佛教的中心，中國佛教僧人又將大乘佛教傳至韓國、日本、越南等周邊國家。如唐代著名的律宗高僧鑒真應請赴日傳法，成為日本律宗的祖師。在歷史上佛教與這些國家的友好交往過程中，這些異邦傳法的高僧，作為和平的使者，既弘傳了佛教思想和中國文化，又傳遞中國佛教徒維護和平的信念和要求和平的聲音，使得佛教文化成為聯系和溝通這些國家的重要紐帶和橋梁，促進了這些國家的文化發展。

從中國歷史上看，佛教中國化的過程就是佛教不斷與中國社會相適應的過程，宋元明清以后，佛教在與政治、經濟、信仰形態、僧團制度等各個方面依然隨著社會的變遷而不斷地調適，使得佛教不斷深入到中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因此不能把佛學中國化等同于佛教中國化，而認為隋唐時期已經完成了佛教中國化，更不能否定中國佛教傳統，主張回歸印度佛教源頭。佛教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今天應該繼續堅持佛教中國化方向，積極與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內核的中國文化相適應，積極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不負時代，發揮其應有的積極貢獻。

堅持佛教中國化方向，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其主要內容是努力弘揚和實踐人間佛教思想。人間佛教思想源于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是由太虛大師針對明清以來中國佛教嚴重脫離現實的社會人生、充斥著死后及鬼神等低俗迷信傾向等而提出來的，成為影響深遠的佛教內部革新運動。隨著趙樸初居士及佛教界高僧大德的努力推動，人間佛教思想已成為中國佛教思想上的共識和發展的主流。人間佛教思想的出現，就是要改革佛教不適應時代社會的內容，尤其是要革除在歷史上形成的鬼神化、迷信化等內容。在當今時代，尤其要反對商業化、世俗化等弊端，倡導佛教有利于社會發展的健康、文明、積極向上的內容，更好地發揮佛教文化建設、道德實踐、慈善事業等積極的社會作用。

總之，在新的時代形勢下，應該重新認識佛教中國化，發揮佛教的優良傳統，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下，對佛教教規教義作出符合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要求、符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闡釋。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佛教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