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衛九鼎《洛神圖》（局部） 資料圖片

康娛淫游的宓妃。王逸《離騷經章句第一》說“宓妃佚女，以譬賢臣”。以宓妃為隱士，以靈均求宓妃為“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欲與并心力也”之意。然就《離騷》文本觀之，王逸對《離騷》中宓妃的解讀不免偏頗。《離騷》寫宓妃曰：“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繣其難遷。夕歸次于窮石兮，朝濯發乎洧盤。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游。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王逸《楚辭章句》注言：“宓妃體好清潔，暮即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盤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也。”又云：“宓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游戲自恣，無有事君之意也。”其以宓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唯與靈均道不同故不相謀而已。然而“緯繣，乖戾也”“淫，私逸也”。“緯繣”“驕傲”“康娛”“淫游”都是貶義詞。且彼時屈原已深受儒家文化影響，于《離騷》中頻以湯禹、武丁、周文等前圣為則。因此，神女如宓妃之屬并不符合屈原道德價值評判體系。

《離騷》中另有數語值得注意：“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這段文本出現于靈均求女前，而《離騷》中兩次涉及“淫游”一詞，一次用于夷羿，一次用于宓妃，實非巧合。屈原對太康五子、夷羿及澆等一系列行徑極盡鞭笞，以“康娛”“淫游”譴責其行，而他在責難此數子后，又以“淫游”“康娛”描述宓妃，可見他對宓妃持否定態度。

依違兩可的宓妃。現存文本中對宓妃的記載，《離騷》之后便是《遠游》、劉安《淮南子·俶真訓》、司馬相如《上林賦》、劉向《九嘆·愍命》。《淮南子·俶真訓》曰：“若夫真人……馳于外方，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織女，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俶，始也。真，實也，道之實，始于無有，化育于有，故曰‘俶真’。”《淮南子》雜糅了儒、墨、法、陰陽數家之論，以老莊無為之道為精髓與主旨。高誘所謂“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于道”。其釋真人之游，以雷公夸父為臣，以宓妃織女為妻妾，于天地間從容悠游，無所顧慮。真人既以宓妃為妻，宓妃自是合于蹈虛守靜之則，雖不與儒家標準相合，卻與道家之則相契，后世王逸注《離騷》以宓妃為隱士，或亦受《淮南子》影響。至司馬相如《上林賦》，則第一次描寫宓妃美貌：“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姣冶嫻都，靚莊刻飾，便嬛綽約，柔橈嫚嫚，嫵媚孅弱。”青琴亦是神女，斯二女離俗出塵，美艷嫵媚，辭人對其甚為傾慕。于秦末漢初黃老學說占據社會文化思潮主流之時，宓妃在文學寫作中呈現出了與《離騷》“康娛淫游”不同的特質。

至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儒家評判體系又使宓妃之形象承襲《離騷》而成為眾所違棄之對象，這種影響一直貫穿兩漢。揚雄《甘泉賦》有“屏玉女而卻虙妃。玉女亡所眺其清廬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羽獵賦》有“鞭洛水之虙妃，餉屈原與彭胥”。劉勰雖以揚雄此語為夸飾，卻也映射出宓妃為其時所否定，而這種否定的背后，不僅是對儒家道德體系的墨守，也是對人性的壓制。值得注意的是，揚雄又于《太玄賦》中有“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此賦是揚雄后期作品，在賦末揚雄表明“蕩然肆志，不拘攣兮”之生命態度。以此可知價值評判體系的確立，不僅與時代有關，也與個體生命歷程相關。至東漢張衡《思玄賦》則與《離騷》相類：“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雖色艷而賂美兮，志浩蕩而不嘉。”欲求宓妃又覺其“浩蕩”而棄之。

儀靜體閑的宓妃。曹植《洛神賦》中的宓妃，糅合了其他詩歌與神話中的神女，如宋玉《神女賦》與《列仙傳》中“江妃二女”之事，將這些神女之美質皆化入“宓妃”中，并統冠以“宓妃”之名，對宓妃從外形與內美兩方面進行徹底改造。外形的改造自不必多言，所謂“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仿佛兮若輕云之蔽月，飄飖兮若流風之回雪。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綠波”。宓妃之驚艷，成為后世文學史中美的代名詞。然而更值得注意的，則是曹植對宓妃內美的改造：“瑰姿艷逸，儀靜體閑。柔情綽態，媚于語言。”“嗟佳人之信修，羌習禮而明詩。”

蔡邕《述行賦》曰：“想宓妃之靈光兮，神幽隱以潛翳。實熊耳之泉液兮，總伊瀍與澗瀨。”這是曹植《洛神賦》的先聲。《離騷》中康娛淫游、美而無禮的宓妃，在曹植的筆下，卻是儀靜體閑、習禮明詩。經曹植改造后的宓妃，不僅擁有絕世之容顏，也擁有知書明理之內美，秀外慧中。然而，即便內美與修態兼具，詩人依舊是求不得，所謂“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宓妃只能于太陰之中寄心君王。《離騷》中之求不得在淫游無禮，而《洛神賦》中此因并不成立。

《洛神賦》雖托以宓妃之名，然其故事卻是詩歌與神話的融合。《詩經·周南·漢廣》有言“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臨水隔江而望，對伊人心雖向往，身卻不能至，這一境遇，與《洛神賦》相契。又《列仙傳》“江妃二女”條記載鄭交甫事，鄭交甫見二女而悅之，贈珮與二女，二女亦手解佩與鄭交甫。“交甫悅，受而懷之，中當心，趨去數十步，視佩，空懷無佩，顧二女，忽然不見。”這則人神于江邊相戀而最終殊途的傳說，亦可說是《洛神賦》的故事原型之一。曹植所謂“感宋玉對楚王神女之事”，而觀《神女賦》末尾，楚襄王與神女“歡情未接，將辭而去”亦是以人神相離為結局。因此可以說，在人神相戀這一類模式中，人神因道殊而分離是文學寫作的特定模式之一。

漢末建安與魏晉時代對儒家道體倫常甚是淡漠，鄴下文人集團以曹丕、曹植為領袖，與眾文士間并無太多禮法束縛，其同游于酒酣耳熱之時仰而賦詩，對建安風骨的形成起到極大的作用。然而儒家倫常早已滲透于社會意識中，士人們一方面有對于美之追求，對于任情而為之渴望，另一方面又存在著因儒家倫常潛意識影響而產生的對自我欲望的壓制。這便是應玚《正情賦》所謂“余心嘉夫淑美，愿結歡而靡因”，“仰崇夏而長息，動哀響而余嘆”，曹植于《感婚賦》中亦言“悲良媒之不顧，懼歡媾之不成”。因此《洛神賦》中，“余”對宓妃之情，既有心向往之的熱望，又有因傳統禮法而對自身情感的壓制，而宓妃對“余”亦然。這種被壓抑的情感通過文學寫作而升華，因求不得而產生一種距離之美，更為感動人心。

另外，魏晉崇尚以悲為美，錢鍾書《管錐編》言“奏樂以生悲為善音，聽樂以能悲為知音，漢魏六朝，風尚如斯”。以悲為美總比以樂為美更為深邃而有意味。因此，曹植《洛神賦》以人神道殊為結局，也是在時代影響下的一種有意為之。由此，宓妃在唐前文本中從康娛淫游的下女而徹底轉型為儀靜體閑的女神，成為愛、美與純情的化身，對后世文學創作影響深遠。

（作者：林家驪 汪妍青，分別系浙江樹人大學教授、浙江大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