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參加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民進代表合影。前排左起：林漢達、周建人、馬敘倫、許廣平、王紹鏊，后排左起：梅達君、雷潔瓊、徐伯昕、嚴景耀。

中國民主促進會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愛麥虞限路中國科學社（現上海市盧灣區圖書館）正式宣告成立。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國面臨著進步與反動、光明與黑暗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抉擇。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為維持其獨裁統治，正在陰謀發動反共內戰。1945年10月在停戰協定與政協會議前后，國民黨在昆明與重慶接連制造“一二·一”慘案與較場口血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國民黨統治區人民廣泛開展反內戰、反獨裁、要和平、求生存的愛國民主運動。中國民主促進會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在上海宣告成立的。

民主促進會是在中共幫助與指導下成立的

在民進的創建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組織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和影響。據張執一《在上海局工作情況的回憶》一文中提及，1945年抗戰勝利后接到黨中央8月21日發出的停止舉行武裝起義的電令后，“我即在劉曉、劉長勝領導下從事上海地下黨的秘密工作，配合長勝同志負責進行工商、文化方面的工作，并從事聯系上層民主人士的抗（統）戰工作。上層統戰人士對黨有重大貢獻的，有王紹鏊、何遂、董竹君、徐伯昕(秘密黨員)和趙樸初等人，他們均與我黨有較長的合作共事關系。運用各自的社會身份，積極幫助我黨開展工作。”徐伯昕也在1983年回憶說，“民進在上海發起組織時，都是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和推動下開展起來的。主要負責人是劉曉、劉長勝同志，直接出面和我聯系的主要負責人是張執一同志。”1945年12月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將軍來華調停國共沖突。中共上海局指示，為應付馬歇爾的約見，呼吁民主，揭露蔣的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趕快在上海進步人士中組建一個新的民主黨派。

12月30日，馬敘倫、王紹鏊分別聯系的上海文化、教育、出版與工商、金融界的進步人士，在上海愛麥虞限路（今紹興路）中國科學社舉行中國民主促進會第一次會員大會。擔任會議主席的馬敘倫首先向大會報告了發起民進的原因和經過，說“縱覽目前國是，非促進民主不足以建永固之國基，經各方交換意見后，認為有組織團體以謀群策群力之必要。取名為民主促進會是要發揚民主精神以促進中國民主政治之實現。”大會通過的《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章》規定，“本會以發揚民主精神推進中國民主政治之實踐為宗旨。”

1946年1月13日，民進以組織名義參加了在上海玉佛寺舉行的在昆明民主運動中死難的于再烈士的萬人公祭會，馬敘倫主持了大會并為此寫了一篇短文，認為“昆明慘案是中國民主運動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在一黨專政和一人獨裁的政治底下要求民主，本是與虎謀皮，不付代價不行的。”“但是這四斗士實在不曾白死……因為他們流的血已經滲入了群眾的血里，得到他們的血滲入的人們，已經個個都預備做斗士了。”林漢達、許廣平相繼演說，揭露當局的罪行。

2月3日，民進第三次會員大會后，各理事和會員紛紛通過《民主》《周報》《文匯報》等進步報刊發表言論，通過各群眾團體集會講演，極力鼓吹民主，抨擊獨裁，主張和平，反對內戰，反對美國干涉中國，深得廣大群眾的擁護。

《民主》是1945年10月13日正式創刊的。該刊《發刊詞》明確表示將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毫不含糊地為民主而斗爭。實際上《民主》周刊是中共支持的。中共黨員徐伯昕為主編鄭振鐸配備的編輯中蔣天佐、艾寒松是中共黨員。11月17日，鄭振鐸發表政論《我們反對內戰》，24日發表《我們的主張和態度》。昆明“一二·一”慘案發生后，鄭振鐸在《民主》第10期上發表《由昆明學潮說起》，強調“必須把這件事的來蹤去跡，仔細根究，找出元兇或主使犯出來。同時并徹查其所以要激起大變的內在原因”。12月8日，鄭振鐸在該刊發表《我們的抗議》一文，強烈抗議當局沒收《民主》《周報》等刊物。1946年10月《民主》停刊。

民主促進會參與發起上海市人民團體聯合會及“六·二三”示威

1946年2月28日，民進聯絡上海二十余人民團體集會，成立上海民主運動團體聯合會籌備會，推馬敘倫為召集人。

在中共上海地下組織的領導下，中國民主促進會為促成上海民主力量的大聯合進行了大量工作，它聯合民盟、民主建國會、絲織業、機械業、水電業、紡織業、棉紡業等產業工會及婦女、文化、醫藥、銀錢、教師、學生等52個著名人民團體，組成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不久擴大到91個團體單位，包括各界群眾達40萬人。5月5日，“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簡稱“人團聯”)在南京路勸工大樓禮堂宣告成立，實現了愛國民主力量的大聯合。馬敘倫主持成立大會，民進理事梅達君代表籌備委員會報告籌備經過。大會通過了“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章程”，并選出理事29人，其中馬敘倫、王紹鏊、林漢達、陳巳生、梅達君、徐伯昕、許廣平、周建人、馮少山、葛志成等10人都是民進會員。大會通過了《反對內戰宣言》，號召“人民團結起來，以具體的行動來阻止戰亂”。在12日舉行的聯合會第一次理事會上，馬敘倫、林漢達、陳巳生、許廣平等民進會員被選為常務理事。

6月8日，由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發起，各界知名人士馬敘倫、王紹鏊、許廣平、周建人、林漢達等164人聯名上書蔣介石、馬歇爾及各黨派，呼吁停止內戰。

6月11日，中共代表團周恩來、董必武、陸定一、鄧穎超函復馬敘倫、陶行知等人，信中寫道：來信“感人深至，曷勝欽仰。竊以中國政事之敗，民生之困，于今已達極點，而國民黨統治集團中之好戰分子，猶然恃美國武器之資助，積極進行全面反共內戰，設使此輩得逞，則域內勢成糜爛。是以敝黨于國內一切沖突夙主無條件停止，蓋惟有停止國內武裝沖突，民主團結才有途徑可循……惟前途困難正多，尚祈諸先生再接再厲，制止內戰，挽國運于阽危，張民主之大纛。”

6月14日，民進理事會舉行會議，提議上海人民反對內戰大會應推派代表赴南京，直接向國民黨當局呼吁和平，還決定捐助代表費用40萬元。16日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召開理事會，決定由馬敘倫、蕢延芳、盛丕華、雷潔瓊、包達三、張炯伯、閻寶航、吳耀宗及胡厥文等九人為和平請愿代表，他們和另由上海學生和平促進會選出兩位代表陳立復、陳震總共11人，組成上海人民團體代表團，由馬敘倫擔任團長。會議還決定組織群眾集會歡送代表赴京，會后反內戰大游行。

6月18日至21日之間，中共代表團董必武從南京來上海，會見了馬敘倫、林漢達等人，商議以各種斗爭方式，制止內戰。

6月23日，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和其他群眾組織共三百多個團體單位、十萬七千多群眾在北火車站舉行聲勢浩大的“反內戰大會”，同時熱烈歡送上海人民團體代表團赴南京呼吁和平。大會由王紹鏊、陶行知、林漢達三人主持，林漢達等人發表了激奮人心的演講。這次行動是中共上海工委書記華崗事先向周恩來建議進行的，得到同意后，由上海地下黨組織實施。中共上海市委負責人劉曉、劉長勝和中共中央青委書記馮文彬等人都親臨現場秘密指揮行動。11時，載著上海人民赴京請愿8名代表（胡厥文因有事沒有隨行）的列車啟程后，廣場上十萬余群眾舉行反內戰大游行。民進會員王紹鰲、林漢達、周建人、許廣平、嚴景耀等人不畏強暴，走在隊伍當中。

當天下午七時，請愿代表車抵南京下關車站，即被國民黨特務、暴徒冒充“蘇北難民”圍攻毆打，馬敘倫、雷潔瓊及其他代表身受重傷，記者和前來歡迎的群眾12人受傷。下關慘案發生后，中共駐京代表周恩來、董必武即趕至醫院慰問。次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代表團向國民黨政府提出強烈抗議。6月25日，毛澤東、朱德從延安致電周恩來轉上海人民團體請愿代表馬敘倫等，對他們“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圍毆打”表示強烈憤慨，并指出由此可見“好戰分子不惜自絕于人民。”（《人民日報》1946年7月9日）這次事件使國內外人士了解了國民黨所謂“和平”“民主”的實質，也更堅定了中國民主促進會和其他民主黨派團結一致，加強斗爭的決心。代表團回滬后，馬敘倫先后寫了《記六·二三下關事件后的余感》《南京七日記》《六·二三下關血案的回憶》；雷潔瓊寫了《下關被毆》，分別發表在《民主》《周報》《文匯報》上，揭露國民黨的反動面目。民進其他理事也發表了《悲憤的抗議》《抗議暴徒毆打我們的代表》等文章，強烈要求立即嚴辦兇手與主使者。

“六·二三”事件后，上海各界人士進行和平獻金，19天內共捐獻一千余萬元。馬敘倫、雷潔瓊、閻寶航等函謝各界的支持和鼓勵，并將贈金移助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用諸社會事業。

民主促進會在第二條戰線上支持配合了中共領導的斗爭

1946年7月中旬，民盟中央委員李公樸、聞一多先后在昆明被暗殺。李、聞慘案發生后民進立即與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全國爭取和平運動會召開理監事聯席緊急會議，決定發表宣言，向國民黨提出嚴重抗議，要求追究責任，懲辦兇手。10月6日，中國民主促進會與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人民救國會等三十個社會團體在靜安寺公祭李、聞二烈士，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工作人員參加公祭。由于《周報》等進步刊物站在人民一邊，旗幟鮮明，揭露黑暗勢力，結果遭到國民黨當政者的打壓與迫害，8月間《周報》被國民黨查禁停刊，10月30日《民主》被國民黨查禁停刊。

12月31日，國民黨公布由偽國大制定的偽憲法。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民主建國會、九三學社等十一團體發表聯合聲明，堅決主張：“立即停止戰爭，恢復和平，根據政協決議的精神和原則，重新召開‘政協’會議，成立真正民主統一的聯合政府，制定新選舉法，實行全國普選，選舉真正的國民代表，召開和平團結的國民大會，制定真正的民主憲法……只有這樣，才能解決當前的中國問題。”

1947年2月9日，上海三區百貨業工會在勸工大樓舉行愛用國貨抵制美貨大會時遭到國民黨方面招雇的流氓打手的破壞，百余人被毆傷，永安公司職工梁仁達被重毆致死。2月14日中國民主促進會發表《為“二九慘案”宣言》，揭露了事實的真相，指出：“現在重慶較場口，滄白堂，南京下關，北平公園的情形，又在重慶、上海重復演出。如果并非出于政府的示意，那么，在政府軍警林立底下，怎樣容許他們公然這樣地演出？”《宣言》最后要求當局“必須緝獲兇手，徹查指使。”“死者和其遺族及傷者一切用費應由政府負擔。”

5月3日，國民黨中央社發表所謂“中共地下斗爭路線綱領”，誣陷民主黨派均為中共操縱的工具。次日，民進馬敘倫、王紹鏊等召開招待會，民盟沈鈞儒、羅隆基、民建黃炎培、胡厥文等應邀出席。與會者對國民黨當權者偽造文件，進行誣陷表示極度憤慨，決定各自發表聲明，進行抗議。

5月18日，國民黨當局頒布所謂《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嚴禁工人學生罷工、罷課、集會和游行示威，公開指使軍警特務暴力鎮壓群眾運動。5月20日，南京、北平和天津等城市同時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反饑餓反內戰游行。國民黨軍警憲兵血腥鎮壓，數十名學生被毆、被捕，這就是“五·二〇血案”。中國民主促進會發表《對和平運動的意見》，譴責蔣介石挑動內戰和用法西斯手段鎮壓民主運動。5月29日，由中國民主促進會主稿、以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署名的《對最近時事宣言》公開發表。宣言代表上海六十八個人民團體、四十萬群眾嚴正要求政府立即釋放被拘捕的學生與一切因政治性拘捕的人民，立即恢復全國一切因政治性被封閉的刊物。

10月27日，國民黨政府宣布中國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勒令解散。同時公開誣陷民進領導人，妄圖迫害。此后中國民主促進會與中國民主同盟、中國人民救國會及其他民主黨派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嚴重壓迫下，被迫轉入地下。12月，民進理事馬敘倫、王紹鏊等在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幫助安排下先后由上海到達香港，與海外僑胞及其他民主黨派聯合，繼續進行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

新中國成立前中國民主促進會在上海的斗爭，為爭取民主和平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解放戰爭時期國統區的第二條戰線上，民進始終是與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并肩戰斗的同盟者與合作者，為新中國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統戰理論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