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開庭！”12月14日上午，隨著法槌敲響，一起“民告官”案件在北京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旁聽席上，來自公安部、交通運輸部、海關總署、食藥監總局等16家有執法權部委的100多位領導干部，專程前來感受法庭的莊嚴和法律的神圣。（12月27日《人民日報》）

不可否認，在這起“民告官”的行政爭議案件中，作為被告方的代表，北京市懷柔區政府有關負責人，首先必須親自到庭應訴。這是因為，行政機關負責人到庭應訴行政案，是履行法律義務的“規定動作”。2016年5月1日起實施的行政訴訟法，對此有了明確規定，被訴行政機關負責人應當出庭應訴。然而，來自6家部委的100多位領導干部，旁聽這起“民告官”案件，卻是令人耳目一新的“自選動作”。

事實上，這起“民告官”案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一宗土地閑置了18年，區政府既不收回，也不讓企業開發，企業認為區政府沒有履行法定職責；并決定起訴鎮政府，將這個行政爭議交給法律去裁決，顯然是一種理性選擇。事實上，法律裁決比行政決議更公正、更有強制性，也更有執行力。更何況，對于這起行政糾紛，即便是行政決議有了結果，也難以保證是一個公正的標準答案。可見，民告官，官應訴，是必不可少的法律程序；而民告官，官旁聽，則是學法、守法、用法的一種有益實踐。

然而，行政糾紛交給法律裁決，并非意味著百分之百公正；行政機關負責人到庭應訟，也并非意味著行政權力不會干預司法。長期以來，由于我國司法轄區與行政轄區的高度重合，人、財、物高度依賴于地方，由此，法院等司法機關，被習慣看成地方政府的機構，導致審判權受到當地政府的影響與干預，個案獨立受到很大程度的牽制，嚴重影響了司法公正。可見，百名官員旁聽“民告官”案件，目的是為了教育、警示和監督政府部門的官員，首先應規避“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

換言之，百名官員旁聽“民告官”案件，是一堂生動的依法行政課。過去，“告贏了也執行不了”，是“民告官”又一難點所在。為破解“執行難”癥結，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明確規定，行政機關拒不履行判決，社會影響惡劣的，可對相關負責人予以拘留。然而，有了“拘留負責人”規定，并不代表一切辦事程序都會規范，公權踐踏私權的官場亂象就可以終結，公眾的合法權益就能夠得到根本保障。只有將權力關進法律“籠子”，建立和完善權力制約機制，規避以權代法、權大于法之類的行政亂作為，才能從根本上杜絕“民告官”執行難的事件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