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是中國歷史上選拔人才的重要渠道，為歷代王朝國家的運轉輸送了大量人才。但是，你是否知道，在持續了1300多年的科舉選拔中，哪個省份容易出狀元？

答案是：江西。

自古以來就有“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說法，江西讀書風氣極盛，科舉考試選拔出了歐陽修、文天祥等一大批江南才俊。

根據《江西省人物志》等書統計，江西歷代有姓名可查的狀元就達到56人(其中武狀元7人)，榜眼45人，探花40人，進士1萬余人。整個明代產生了90名狀元(不包括武狀元)，江西就有19名。

此外，江西省吉水縣還出現過“一門三進士、隔河兩宰相、五里三狀元、十里九布政”的人文盛況。

那么，江西都有哪些有名的狀元呢？一起來看一下：

1. 最早的狀元——盧肇

據媒體公開報道，江西史學界一貫認為，該省最早的狀元是晚唐時期直屬宜春郡的盧肇。

位于江西省分宜縣楊橋鎮偏東北面10余里的觀光村，就是盧肇的出生地。村首一座古橋，長滿了老藤，橋身上刻有狀元橋三字，當地鄉志記載，當年狀元盧肇曾經過此橋。

盧肇中狀元的過程是一幅世態冷暖圖。

會昌二年(公元846年)，盧肇與另一位富家子弟出身的舉人黃頗一同進京應試，然而袁州刺史在長亭設宴單為黃頗一人餞行，對家境貧寒的盧肇視而不見。盧肇雖很生氣，但也只好繞亭前行十多里等待黃頗。

等盧肇高中后，刺史一改昔日之嘴臉，前往十里長亭恭候迎接，在秀江河畔大擺接風宴。盧肇禁不住觸景生情，賦詩道：“向道是龍君不信，國人奪得錦標歸。”刺史大人當場聽后羞愧自責。

2. 最年輕的狀元——汪應辰

江西最年輕的狀元是汪應辰，才17歲就奪得狀元。

紹興五年(公元1135年)，汪應辰被欽點為狀元，完成連中三元。那一年，他才17歲，這不僅在江西歷史上乃至中國歷史上，都是堪稱最年輕的狀元郎，但他的詩詞卻異常老練，宋高宗見他的對詞，以為是老成之士，直至見面才知是少年，隨即賜以御詩，并更名為應辰。

春風得意也是情理之中，汪應辰彼時可謂滿腔抱負。中狀元后，初任鎮東軍簽判，20歲時召為秘書省正字。第二年，秦檜重登相位，并主張與金和議。血氣方剛的汪應辰上書主張抗金，力言因循無備、上下相蒙、不明敵勢的危險性，就此與秦檜結怨，于是被貶。

3. 最不幸的狀元——馬適

馬適為江西湖口人。據傳，馬適老家當地曾有讖語：“沙州圓，出狀元”。等到沙州圓的時候，也就是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馬適也恰巧得中狀元。

馬適少年時候，聰明好學，孝敬父母。中狀元以后，朝廷還未來得及給他授官，他就得到母親病逝的消息，匆匆趕回來家處理喪事。母親入殮后，馬適因悲痛過度，不治而亡。因為他的不幸，這位狀元在歷史上未能有太多的作為，所以有關的史料寥寥無幾。

4. 最幸運的狀元——彭時

彭時為江西安福縣人，歷史上他是位為官正派、秉公辦事、敢于直言的首輔高官，而他的經歷卻不得不說是狀元當中十分幸運的。

彭時高中狀元已是天下讀書人當中屬好運的了，然而更好的運氣一直在籠罩著他。明正統十四年，發生“土木堡”事變，明英宗當了俘虜，隨同出征的大多數將士不是戰死，就是自殺殉國。當時朝廷面臨著官員嚴重短缺的大難題，于是打破常規，召33歲官職僅為七品修撰的彭時入閣，擔任兵部尚書。

中狀元第二年就入閣參預大政，前所未有，然而更幸運的還在后面。

彭時在朝中沒有經驗，兵部尚書很快就被免去，降為五品編修。天順元年(公元1457年)，發生了“奪門之變”，明英宗復辟成功，原先的大臣不是被殺，就是被流放邊疆，而彭時遭受過前朝的免職降級處分，這樣的人加以重用，必然心存感激。于是當即任命他為兵部尚書，第二天就入閣辦事，同時兼翰林院學士。彭時再次因禍得福，一步登天。

5. “狀元中的狀元”——文天祥

歷代狀元不計其數，但是南宋寶祐四年(公元1256年)丙辰科狀元文天祥，卻最為后世崇敬，被稱為“狀元中的狀元”。

那一年，吉州廬陵郡淳化鄉富田魁巷村的文天祥，在父親的陪同下，赴京城臨安參加會試，對策集英殿。期間，宋理宗趙昀以“天道人極”問，文天祥以“法天不息”為對，很多議論大膽獨特，理宗親定為第一。

文天祥雖然是年少得志，然而卻趕上了一個政治腐敗、外族入侵、人心渙散的南宋末期。公元1278年12月，趙宋王朝終究抵擋不住蒙元鐵騎，兵敗如山倒，君臣一路南奔，身為丞相的文天祥終究勢單力薄沒能力挽狂瀾，南宋祥興元年(公元1278年)底，文天祥在海豐五坡嶺兵敗被俘，次年10月押解大都。

元統治者對文天祥是“既壯其節，又惜其才”，他們同樣希望能夠利用文天祥的聲望收復民心，穩定天下。因此，在文天祥大都為囚整整3年里，元朝君臣用盡一切辦法對文天祥進行勸降，只是文天祥“如虎兕在柙，百計馴之，終不可得”。

此時，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如一束天光照亮了數百年前的大都一隅。“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后人評價，如此貼切。

為什么江西歷史上出這么多狀元？

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的一種官吏選拔制度，科舉制度與封建政治融為一爐，對江西士人的文化心理和價值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中國的科舉制度從隋朝至清代，其間曾產生出700余名狀元、近11萬名進士，其中江西省占有十分之一。

有專家曾對江西中舉的學子作過觀察，發現有一種“結聚現象”。例如，宋代以撫州、吉州兩地較多。明代吉安府共出了10位宰相、22位尚書、19名狀元、11名榜眼、10名探花、8名會元、39名解元，自明初嘉靖年間，中舉者280余人，中進士者900余人。明人吳云稱吉安“家有詩書，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誦相聞……士夫秀特，文章盛于江右”。此種被稱之為地區性結聚。

而另一種就是家族結聚。這種現象比較普遍。如臨川三王，南豐三曾、臨江三孔、臨江三劉、鄱陽三洪，這種人才的結聚原因，就是出于家學。

其實早在北宋時期，江西文化的繁盛，就已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宋代著名文學家歐陽修就曾發出“為愛江西物物佳，作詩嘗向北人夸”、“區區彼江西，其產多材賢”的感嘆。

為什么江西歷史上有這么多狀元呢？

有江西文化研究者認為，從江西宋代教育的興盛開始，官府創辦的“州縣之學”，為培養人才開辟了道路。正是江西濃厚的興學之風，使得一些地域和一些家族，對教育十分看重，這才為日后創造科舉奇跡奠定了基礎。

也有學者認為，江西有一個相對平穩安定的環境，偏于江南的江西，卻很少受到戰火的侵襲，這不管是對經濟的發展，還是對人文的興盛，無疑創造了一個良好的生態環境；北民南移，將北方先進文化帶入南方。中原喪亂以來，北民第二次大規模南遷，直接推動了南方文化的發展；一些學識淵博，才華橫溢的江西作家進入統治集團，而且是臺輔重臣。北宋初期和中葉，江西就曾先后出現了三大宰輔：晏殊、歐陽修和王安石。他們身居高位，不僅為宋代文壇的繁榮創造了有利條件，而且直接帶動了江西文學的發展。這種政治上的優勢，無疑為江西作家的脫穎而出提供了機遇。

如果時光倒退，當年那些大魁天下的舉子們，在經歷了“朝為田舍郎”到“暮登天子堂”的巨變之后，各自都有著怎樣的人生軌跡？是青云直上還是不堪權黨相爭跌落塵埃？

正如一位史學家曾經指出的那樣：“中國科舉的產生，是時代的驕傲，而科舉制度中的驕子——狀元，又是一個酸甜苦辣的集合體，他同社會構成五光十色的連環關系，要了解中國的過去就得了解狀元。”(吳鵬泉 王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