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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堅持重遏制、強高壓、長震懾，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當前，相對于“打虎拍蠅”嚴查受賄犯罪，行賄者被追究刑事責任者要少得多，為何會出現明顯的差異？受賄行賄一起查，如何查？記者近日進行了調查。

行賄犯罪查得少、判得輕，公職人員和黨員行賄更多被追究

自2015年以來，云南昆明市雙安公司法定代表人謝某、負責人王某利用建設“都市農莊”的名義申請渣土調撥點，以此違規接納渣土獲利。為此，謝某和王某賄賂昆明市五華區涉及運輸、傾倒渣土流程中具有審批、監管、處罰等管理權的相關部門領導，使違法傾倒渣土一路“綠燈”無人管理，造成了400多畝土地被非法占用，經濟損失超過420萬元。案發后，五華區堅持行賄受賄一起查，對10名受賄的干部進行了嚴肅處理，同時行賄人謝某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王某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半緩刑兩年，目前檢察院正在抗訴中。

記者檢索中國裁判文書網發現，2015—2016兩年間全國法院公開的一審受賄案件裁判文書8100多件，而同期公布的全國一審行賄案件僅3200多件。

這一結果在實地調查中得到印證。除了少數地區能夠查到追究行賄者刑事責任的案例，想要找到追究行賄者實刑的案例并不容易，不少行賄者要么被免予刑事處罰，要么被判處緩刑。此外，受賄案件從紀委“兩規”到法院宣判，案情和刑期對公眾披露相對更為充分，而行賄案件不管是宣判還是公開，相對更少。西部一位刑辯律師告訴記者，據他了解該省因為行賄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刑期最長的僅8年。

記者在昆明市和曲靖市兩地采訪發現，并非所有行賄行為都被輕處理。“在查處領導干部違紀違法案件中，公職人員和黨員行賄都得到了查處。”曲靖市麒麟區紀委案管室主任楊家瑞說。

實際上，不少貪腐案件，為了查處受賄者，紀委才調查行賄行為。由于紀法分開，紀委將受賄等案件移交給檢察院后，是否嚴格追究行賄者刑責屬于檢察機關的職權。不過，楊家瑞坦言，在腐敗頻發、多發的工程建設領域，處理受賄的相對較多，處理行賄人員相對較少。

行賄者如實供述可從輕處罰，造成行賄犯罪成本低，難以從根源上消除賄賂犯罪

很多基層檢察官向記者反映，行賄者除了謀財，還有一大類屬于買官。這類人多是公職人員，紀委一旦在辦案中發現行賄行為，紀律處分在所難免。不過想要追究行賄者刑事責任，需要通過司法程序。

楊家瑞告訴記者，工程建設領域受賄方多為手握一定權力的國家工作人員，他們的犯罪行為對社會公平正義、經濟健康發展的影響更為深遠，為爭取行賄人員配合，會對其采取寬大處理措施。“在實際操作中，工程承建方在調查中大多數都能積極配合調查，且主動交代相關問題，符合從輕處理或不處理的條件。”

云南省師宗縣紀委書記雷龍應表示，由于行受賄犯罪屬于對合犯，部分受賄行為收取的是現金，在調查取證上存在一定難度。為有效查辦案件，紀檢、反貪等部門在查處行賄犯罪時，除情節特別嚴重外，只要如實供述犯罪行為，一般對行賄者都會從輕甚至免予處罰。“長此以往，就會給行賄者一種行賄不是犯罪的假象，造成行賄犯罪成本降低，嘗到甜頭后行賄者會更加肆無忌憚，從而難以從根源上消除賄賂犯罪。”

不過即便進入司法程序，也并不意味著行賄者個人將被嚴厲追究。師宗縣檢察院檢察長唐俊鴻介紹，在此前案件查處過程中，由于不少行賄者是單位負責人為單位謀取不正當利益，在追究其刑事責任過程中適用的罪名為單位行賄罪，起刑數額標準要遠高于個人行賄罪。這是實踐中出現受賄者被判刑，而行賄者未被追究刑事責任的重要原因之一。

云南劉胡樂律師事務所律師劉胡樂介紹，“不少受賄案件是由于行賄者揭發檢舉引發，在索賄案件中，受賄者主觀惡性大，行賄者主觀惡性相對較小，有的還屬于被迫行賄，也會出現行賄者被輕判的情況。”劉胡樂表示，“行賄受賄本來都應該受到法律制裁，只是在司法實踐中，對公職人員受賄打擊得更為嚴厲。”

成立監察委將有助于紀委和檢察院工作的銜接，提高對非黨員行賄者的打擊力度

奪取反腐敗斗爭壓倒性勝利，必須堅持行賄受賄一起查。云南省羅平縣紀委書記侯開苑表示，對行賄對象的處罰較輕甚至免追刑責，實際上變相鼓勵了行賄行為。“部分行賄人肆無忌憚，想方設法把黨員干部‘拖下水’，在我們查處過的案件中，就不乏黨員干部‘被行賄’，最后受制于行賄人的情況。”

五華區紀委書記馬汝恒表示，只有行賄和受賄一同嚴懲，才能構筑起一道全民防“賄”的大堤，從源頭上治理腐敗。

“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行賄行為如何定罪量刑都有明確規定，提高行賄打擊力度更重要的是要嚴格落實相關法律規定。”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提高打擊行賄力度已經成為基層執紀執法者的共識。

昆明市官渡區紀委副書記魏東認為，行賄犯罪是一種謀利性犯罪，懲治行賄犯罪，既要受賄行賄一起查，也要追繳甚至重罰行賄者的非法所得，才能在懲治和預防行賄犯罪中發揮應有的震懾作用。

實際上，如今行賄犯罪檔案查詢已成為招投標、政府采購的必經程序，行賄者的犯罪成本正逐步提高。劉胡樂認為，讓行賄者“不能行賄、不敢行賄”，才會從源頭上杜絕腐敗。

“受賄行賄一起查，并不是對打擊受賄的弱化，而是補齊打擊行賄的短板。”中國政法大學國家監察與反腐敗研究中心教授王敬波表示，各級監察委員會的成立將有助于紀委和檢察院工作的銜接，提高對非黨員行賄者的打擊力度。

在受賄犯罪過程中，不少行賄者往往采取現金方式，行賄者口供成為給受賄者定罪的關鍵證據。實際上，嚴格追究行賄者責任，無形中確實提高了獲取行賄者口供的難度。“但這可以通過調取書證、物證等手段來彌補。”王敬波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