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承載著全體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秉持著“小康路上一個都不能掉隊”的信念,堅守著“決戰2020”的目標,在即將畫上句號的2017年,以中央企業為代表的“一線戰士”,不靠敲鑼打鼓,而靠集中力量找路子、迎難即上“啃硬骨頭”,奪取了脫貧攻堅戰的一個又一個勝利,在幫助貧困地區脫貧摘帽的同時,也為當地注入了能夠跟上新時代發展的新鮮血液,為全球減貧事業提供了中國式經驗。

扶貧路上,還有哪些“絆腳石”?還要警惕哪些新問題?脫貧之后,我們又該有哪些思考?本報以主題報道方式,通過采訪全國政協委員中的經濟學家,以及在一線指導參與脫貧攻堅的中央企業領導者,一起尋找上述問題的答案。

脫真貧,真脫貧,以“2020倒計時”為限,中國式扶貧在全員參與、堅持精準中駛向快車道。而摘帽后要注意什么?防止返貧如何用好市場杠桿?長期困擾貧困人群的思想“窮根”又該如何拔?圍繞上述話題,多位全國政協委員中的經濟界“大咖”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分享了他們的思考。

厲以寧:

農民脫貧,必須要懂技術改惡習

如果你只知道厲以寧的頭銜是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著名經濟學家,那么你就不會理解他為什么以87歲高齡,還在幫助農村脫貧這件事上孜孜以求。

“厲老”的另一個身份,是北京大學貧困地區發展研究院創始院長,以這個身份,他不僅每年多次往返于田間地頭,還從未停止過為農民脫貧想出路、找對策。

“農民脫貧,必須要懂技術。”這是厲以寧反復強調的觀點之一。在他看來,貧困人口需要不斷提高自己的技術水平。另外,只知道種什么菜是不夠的,還要學習往哪里銷售;只知道搞旅游能脫貧是不夠的,還要學習與生態環境和睦相處。

“目前的職業正在固定化。”在實地走訪調研中,厲以寧形成了這一看法——從勞動市場分類上來看,我們已經分出了兩類,高級勞動力市場和低級勞動力市場,兩類市場差別很大:高級勞動力市場工資高、福利多、有繼續學習的機會、提升前景較高;低級勞動力市場工資低、福利少、沒有機會接受培訓提高自己、被提拔的機會極少。兩個勞動力市場并存,且互相不聯系。為此他建議,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要加大職業教育培訓力度。“技術本身是進步的,在扶貧過程中要不斷拓展職業教育的方向和途徑,針對貧困戶的職業教育培訓應該免費,要為貧困群體提供更多的機會接受職業教育培訓。”

厲以寧對扶貧事業“一往情深”,而且不怕得罪人。有一次在調研路上,他了解到當地貧困地區農村喜好賭博之后,很不客氣地說了句“惡習難改”:“個個喜歡賭博,把在外面打工掙的辛苦錢都拿來賭博用了,這是沒辦法脫貧的。”

說歸說,“厲老”扶貧是動真格的。2013年,厲以寧出任貴州畢節扶貧改革試驗區總顧問。畢節是貴州出了名的貧困地區,雖然年事已高,但厲以寧每年都要多次前往畢節調研,每一次走不同的線路,考察不同的企業與村莊。為了幫助這里早日擺脫貧窮,他還拿出了自己“亞洲文化獎”全部獎金300萬日元,建成“畢節宗琳希望小學”。

對于這些扶貧經歷,厲以寧說:“改善人民生活一直是我的想法,也是我堅持至今的動力。”

劉明康:

我們要警惕一些新問題

“在中央的大力推動之下,精準扶貧的目標明確,決心與力度都前所未有,這為打贏扶貧攻堅戰提供了極大的保證。但在實際工作中,我們要警惕一些新問題。”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銀監會原主席劉明康剛剛從貧困地區回來。在那里,他看到了三個苗頭性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被劉明康概括為“三多一少”。所謂“三多”,即貧困地區填表多、建檔任務重;接受上面名目繁多的檢查多;應付調研多。所謂“一少”,指的是貧困縣鄉干部70%的精力在應付上面的這些“活兒”,只有30%的時間去做具體工作,甚至于很多干部白天忙著接待,只能在晚上解決具體問題或家訪。“這種工作的重點并不突出,久而久之,大家會認為,精準扶貧達標不達標,就是看填表齊不齊全、應付檢查調研好不好,而實際上,每家每戶動態的、特殊的、具體的和長期的問題被忽略了,而這些問題恰恰才是我們能否實現精準扶貧、使得貧困狀況真正得到轉變的要點。

第二個問題是一些地方工作上急于求成,埋下了隱患。劉明康以給貧困戶做貼息貸款這件事舉例。“由財政貼息、商業銀行發放專業貸款,戶均貸5萬元,期限3年,這本來是很好的設計。設計者的目標是款項放下去,能夠給貧困戶今后搞好產業、做好副業提供一筆啟動資金。但很多人為了趕進度,資金下放之前沒有做充分的盡職調查,也沒有做相關的培訓,貸后沒有跟蹤,導致這筆錢最后很可能被挪作他用了,而這種貸款風險會在資金下發3-5年后集中爆發,進一步推高銀行在農村地區貸款的違約風險,我們要考慮這些隱患。”劉明康這樣說。

第三,由于各個部門都有扶貧任務,也都有專項資金,但對下面都設定了較高的門檻,實際操作時不利于因地因時制宜,由縣鄉統一科學調度使用好各路資金。

問題必須得到解決。在劉明康看來,解決上述問題,一個關鍵是推動扶貧與產業融合,使扶貧效果帶有長期性、穩定性和透明度,努力減少中間成本和可能產生的各種信用和道德風險。

“要做到這一點,國際國內都有一些可以參考的經驗。比如在填表建檔的基礎上,我們摸清每戶的情況,以縣為單位做好產業規劃,如果本地產業融合集納不下,可以引導到全省乃至全國的國有和民營企業來對口,特別是產業龍頭企業。將貧困戶相應的宅基地和土地經營承包權,與瓜果種植和現代化養殖業及其深加工,甚至旅游業等產業的深度融合。換句話說,貧困戶的宅基地、住房、土地經營承包權,都可以拿來作為期限在20-30年左右的優先股股權進行投入,這個基礎上,企業會給他一個固定的回報。這樣一來,長期扶貧的對象成為優先股股東,我們就可以既保障實現2020目標,又保障了扶貧效果的長期性、穩定性。優先股享有優先分紅的權利,或者說是旱澇保收,貧困戶能拿到比存款利息高的固定回報。但同時,企業會規定優先股不能轉讓,這對那些失去勞動力和子女的貧困戶而言是個長期的保障,也可以讓有勞動能力的人通過這筆資金換來培訓機會,進而獲得工作。”

要讓優先股發揮作用,劉明康建議,應在全國建立一個扶貧信息的基礎數據庫,并將這些貧困戶優先股股東的實際分紅情況納入征信系統中去,動態監測其在經濟順周期和逆周期中,被扶貧的困難戶生活成本的變化與獲得保障的情況。同時,由于公司也是有限責任,也有破產的可能,因此也有跟蹤其經營情況的必要。

“這樣一來,將動態地管理貧困戶和跟蹤貧困人口的變化,并分享了產業發展帶來的成果,那么再過20-30年,中國扶貧的故事就不一樣了。未來,這些貧困戶不會因為自然災害和生病而返貧,通過信息對接,公司還可以利用優先股分紅中的一部分資金,以企業為單位,為貧困戶來買商業保險,作為現有保險機制的補充。”劉明康這樣說。他還補充說道,全國有幾十萬個有規模的民營企業,都希望參與到這項偉大工程中來,就需要一個信息的基礎設施建設,幫助他們有的放矢,而企業因為與貧困戶股東股權相連,并實時對其進行分類幫助和指導,因此他們對貧困戶所在區域的了解程度和預判問題的精細化程度,某種意義上甚至超過了當地父母官。

王廣謙:

真扶貧還要激發人的魄力與潛力

“甚貧不知恥。”這是管子《侈靡篇》中的一句話,意思是過度貧困會使人喪失榮辱心。而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央財經大學原校長王廣謙看來,扶貧基礎是扶兩樣,一是給予基本生活保障,二是給予基本生活條件,這兩者存在遞進關系,在此方面,我國之實踐已獲得國際社會的高度認可。而在基礎之上,下一步,我們要在扶志方面多下功夫。

既是經濟學家,又是教育學家,王廣謙對于扶貧工作有著不一樣的思考。在他看來,之所以中國式扶貧為全球所矚目,之所以我們每年都能讓幾千萬人脫貧,一個關鍵的“秘訣”就是,我們沒有把扶貧當作救濟來做,而是把“拔窮根”作為了明確的工作目標:“比如這塊地就是鹽堿地,任憑農民多勤勞,還是沒收成,那我們適時選擇放棄和異地搬遷,是明智之舉;比如這個地方經濟基礎從歷史上看就不行,我們就不會僅僅采用在村里建工廠、生造一個產品出來搞脫貧,而是會選擇更適合它的方式。一地一策,是我們的創舉,從成績上看,我認為,國外同行給予我們高度評價并不為過。”

非救濟式的扶貧,無異于對一地一戶一人進行脫胎換骨式的“再創造”。對此,王廣謙認為,我們強調異地脫貧,是要讓貧困者接觸更多的外界社會,從中獲得創造性改善自身生活條件的啟發,從而激發他的魄力和潛力,在新的環境之下,摸索出能跟上現代化步伐的竅門,這是物質扶貧到一定階段之后,我們必須重視的一個精神層面的環節。因此,在扶貧中,我們要強調被扶貧者的精神提升,要激發起造富、向上、奮斗的信心,也要樹立他們能夠模仿和趕上的“鄰村式榜樣”。

余永定:

扶貧不扶懶,脫貧防返貧

“猴子都爬不過去的山,非要修一條公路通過去,也未必能解決貧困的問題。最好的辦法還是把那里的人接到外面來。”不只關注人民幣匯率、外匯儲備的問題,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同樣關心中國式扶貧的成果,在他看來,中央政策推動扶貧事業取得全面勝利,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作為經濟學家,余永定關注兩個話題,一是良好的外部環境將有效彌合市場本身缺乏人性化的特點,二是要防止一些已脫貧人口因懶返貧,要在基本保障與激勵機制之間尋找平衡。

“對于貧富不均的問題,我們除了靠稅收調節、給予生活水平較低者基本保障外,應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使得貧困人口通過努力實現脫貧,而不是像很多西方國家那樣領救濟。當然,對于特別需要扶持的貧困者,必須由政策來兜底,保障其基本生活。而那些具備勞動能力,卻因失于引導而因懶致貧的,還真不能由著他的性子來,地方政府也要進一步努力想辦法,要杜絕搞‘一刀切’,否則有些人現在是脫貧了,過幾年因為自己不努力,還會返貧。”余永定這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