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光訓（1915年－2012年）自1980年起，擔任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中國基督教協會的主席、名譽主席與會長、名譽會長。他所倡導的“中國教會中國化”、中國神學思想建設、“上帝就是愛”的神學詮釋，一直受到海內外研究者的重視。時逢丁光訓去世5周年、中國神學思想建設開展19周年、宗教改革運動500周年，重溫丁光訓關于“基督教中國化”的言論，可使所有關注“中國教會命運”的海內外人士反思：這位飽經歷史風雨的長者，是否比其后輩更諳熟中國歷史、文化與社會，他對“中國教會的處境意識、神學思考與道路抉擇”的不懈探索是否仍值得學習和借鑒。

處境意識：中國基督教該怎么辦？

在中國教會有一句話耳熟能詳：“神學是教會在思考”。這句話是否源自中國基督教界，或是否由丁光訓率先提出來？筆者未做專門考察，但可以肯定，丁光訓的神學思考就是如此——他并非“為了當神學家”，而是“為了中國教會”來進行思考。誠如這樣的評論：“丁主教是一個有很強使命感和事業心的人。作為教會領袖，他的一生，與中國教會的命運密切相連；他在不同時期的所思所想，反映了中國教會在不同時期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以及教會的回應。”

中國教會在改革開放之初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主要是什么呢？若從那時全面考察丁光訓的中國神學建設思想，我們可以斷定，他自始至終最關切的問題就是：中國基督教該怎么辦？當然，這個問題并非他個人的看法，而是來自中國教會的普遍關注。

1980年10月，中國基督教第三屆全國會議在南京召開。那是“文革”結束而步入改革開放之初，中國基督教召開的第一次全國性會議。丁光訓在“開幕詞”中甚為感慨：大家深切地體會到，現在的確不同于解放前了，“中國基督教該怎么辦”是我們自己的問題了，由我們自己作出決定。丁光訓接著提出了三點看法：“三自成就巨大”“三自任務未了”“教會不但要辦，而且要辦好”。今天看來，如下兩段段論述仍然值得人們深思：

基督教要在新中國存在下去，光靠國家的宗教自由信仰政策還不夠，還必須同中國人民有較多的共同語言，從一個洋的宗教變為中國自己的宗教。三自愛國運動是中國基督徒的愛國運動。它提倡中國基督徒發揚民族自尊心，熱愛祖國，同祖國同胞走在一起，想在一起，投身祖國的事業。

今天，中國基督教已經不是外國傳教差會的附屬物，而是中國一部分公民出于對基督的信仰和熱愛而自己組合起來，帶有中國特征的基督教。這個基督教不以歐美基督教為準則，但不是排外的。我們肯定基督教的國際性，但是我們中國基督教要擺脫它的殖民地性質，不做外國基督教的復制品，同祖國人民的事業不再游離、疏遠以至對抗，而和祖國人民走在一起，植根于中國文化，形成一個中國的自我，一個中國的實體，才談得上對世界基督教有所貢獻。

丁光訓還說過，“在努力辦好教會的過程中，同工同道們必然開始自問也互問：什么叫‘辦好’？辦好是不是一切恢復解放前或文革前的原狀？是不是以別國教會為模式來辦我們的教會？我們逐漸意識到，我國神學思想建設是辦好我國教會的一個十分必要和根本的課題，是建設教會的一個重中之重……這樣，我們給辦好教會提出了最關鍵的任務——建設神學思想。我們三自愛國運動的五十年史也進入了它最高、最關鍵的階段，就是第三階段，神學思想建設的階段……我們的前瞻和遠景是這樣的一個中國教會，它的神學思想是豐富的，不反理性的，比較適應中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它能幫助信徒樹立比較和諧和言之成理的信仰和見證。這樣的神學將受到國人特別是知識界以及國際基督教的重視和傾聽，他們將樂意于和我們平等對話和交流，不再輕視我們而說：‘中國沒有神學’。”

道路抉擇：一條適合中國的新路

我們還可以發現，早在上世紀80年代，即改革開放初期，丁光訓就開始闡發“中國教會中國化”這一重要命題。關于“中國教會中國化”的必要性與重要性，他相繼指出：

我們三十年來不遺余力地使中國教會中國化。對于耶穌基督在中國的教會來說，這是一個事關存亡的問題。很明顯，只要中國人民認為基督教是一件西方的東西，我們就不可能期望人們承認耶穌基督為普世的絕對的主。同時，假如我們不珍惜本國的特征，那么，我們對普世教會就必然無所貢獻。

為了讓我們中國的教會能給普世教會帶去一些靈性財富，從而豐富普世教會對基督的崇拜和認識，我們的教會也不能一直總是其他教會海外傳教地圖上的一個小點，它總得成為真正中國的教會，進入國際教會之林……它應當中國化，就像澳大利亞教會澳大利亞化一樣。

就教會而論，三自不過主張教會的中國化，主張它發展中國特點，正像英國的教會有英國的特點，美國的教會有美國的特點一樣。

在筆者看來，以上早期論述中有這樣幾個關鍵概念特別值得重視：“普世教會”“本國特征”“中國特點”“真正的中國教會”。我們可以緊扣這幾個關鍵概念的內在邏輯聯系，圍繞下述“三組問題意識”來深入梳理丁光訓關于“基督教中國化”的主要論證。

普世教會與地方性、民族性和特殊性

普世教會與地方性、民族性和特殊性，是丁光訓論證“中國教會中國化”的著眼點。他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了如下看法：在有些圈子里，“讓基督教取得本地或本民族色彩”的問題是不能談論的，因為這會以“世俗的、政治的內容”破壞“基督教會的超國家性質”。其實，這個問題在第一代基督徒那里就出現了。那時基督教是猶太教中的一派，但最終決定外邦基督徒不必遵守猶太教的律法習俗。這一決定對整個基督教史乃至世界史有重大影響。使徒保羅“不是因守律法、而是因信稱義”是大有解放作用的，即此后基督教不再作為猶太教的一派，而是自由地同其他文化進行對流，從而成為一個世界宗教。

上述問題一千幾百年后在中國又發生了：由于基督教已成為“西方的宗教”，當一個中國人入教時，他是否也得像一個西方人呢？“中國化的基督教”能否算基督教呢？明末清初時，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比較尊重中國文化，愿意吸收若干中國的內容。這種做法在當時比較能為中國知識分子所接受。但在羅馬教廷的壓力下，一些后來的傳教士以保衛“教會信仰的純潔性”為名，對中國民族文化采取敵視態度，終致康熙皇帝下令，驅逐西方傳教士。

中國是一個很早就有民族覺醒的國家。19至20世紀發生的多次“反教運動”，與其說“反對基督教信仰”，不如講“反對一個為列強插手中國效勞的宗教”。這在中國是一個嚴重的政治性問題。因此，許多中國基督教徒早就希望：中國教會能獨立，基督教在中國能民族化。說到這里有一點值得反省，起源于巴勒斯坦和小亞細亞的基督教之所以能成為西方的宗教，是由于一些有遠見的人們在神學、靈性和藝術等方面進行了開拓性的嘗試，敢于用西方文化條件為媒介來表達“上帝的奇妙作為”，從而使基督教獲得了“西方的自我”。可嘆的是，當基督教進入現代并傳入世界其他地區的時候，其“西方自我”竟然成了桎梏。由此可見，每當教會進入新的處境或新的時代，如果文化制約其發展，教會變革就勢所難免。

總之，丁光訓是這樣辯證地理解“普世性與特殊性”的。

經典啟示與倫理道德的神學建設路向

談到“中國化的基督教”，丁光訓一向強調：“我們要植根于中國的土壤”，“吸收中國民族文化”。那么，如何做得到呢？他的主要答案就是：彰顯上帝之愛，注重倫理道德。當然，如同其前述諸多論點，丁光訓的這一主張也是“立論于經典理解”與“立足于中國國情”并舉的。

在整本《圣經》里，從《舊約》到《新約》，高舉倫理道德的經文極多。高舉道德是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的優勢之所在。中國是文明古國，是道德禮儀之邦。特別是對中國知識界來說，講倫理道德比講天堂地獄更令人欣賞，令人愿意聽聽宗教有以告人的消息。

關于經典啟示與中國國情相聯系，丁光訓在不同的場合發表過許多論述。比如，丁光訓在“基督教全國兩會紀念吳耀宗先生逝世十周年紀念會”上指出：我們的神學思想工作應當重視處境化，重視倫理道德，我們應當加強服務項目，激發基督徒的愛心和人道主義感情。基督教是一個講究倫理道德的宗教，《圣經》里愛人之道和社會公義的內容占有極大的篇幅，我們要讓倫理道德在神學建設中占有相當的重要地位。就我國基督教現狀而言，神學處境化的起步點即在于，恢復基督教的倫理道德內容。今天教會里還存在一股貶低倫理道德的風氣，認為誰探討倫理道德，就是貶低福音，甚至利用“因信稱義”來為個人的行為保險，無論好壞都無所謂。這太離譜了，滑進了“以信廢行論”的異端。

丁光訓在《今天我們向吳耀宗先生學習什么》一文中還提出，加強（社會）服務和神學思想上的處境化和倫理化，是互為表里的，是行與信的統一，也是行與知的統一，是基督教信仰應有之義，是愛國信徒的愿望，也是教會在我國處境中更新自己和見證基督的需要。

中國教會的特點與神學思想建設目的

中國教會及其神學思想建設，“要走出新路，一條適合中國的、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這是丁光訓一向懷有的堅定信念。在他看來，這一新的道路取決于中國教會的普世性與特殊性，特別是中國教會的歷史與現實處境。自上世紀80年代，丁光訓就潛心于這一問題：中國教會是普世教會的一部分，但它屬于哪一部分呢？按他的回答：中國教會既是“普世教會中的年輕部分”，又是“處于一個有幾千年歷史文化、現已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一部分”。

時至上世紀90年代，關于道路問題的成熟思考見于丁光訓所著《怎樣讀圣經》的結語部分。中國基督教有兩個特點：一是，過去處于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極為落后的國家，是西方國家的傳教區，沒有做到自治、自養、自傳；二是，今天處于一個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祖國。世界上同時具備這兩個特點的教會，我們中國教會堪稱“歷史第一”。下述鮮明的論點令人感到丁光訓的問題意識與道路信念躍然紙上：

拿整個中國教會來說，今天的關鍵點在哪里？這一點就是教會的自我栽培，就是使基督的一個自治治得很好，自養養得很好，自傳傳得很好的教會，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為要在中國把信徒們建立為主的身體，我們就必須效法使徒時代的優良傳統和嚴重教訓，走出一條適合中國的、前人沒有走過的道路來。

2003年，中國神學思想建設啟動5周年之際，丁光訓與教會同工一起思考：中國神學思想建設的目的究竟何在？他明確表示，他所希望目的很簡單，我們中國基督教需要一個大的變化，我們要真正努力實現這樣一個理想的中國教會：能夠幫助我們中國教會里的信徒愛國愛教，都覺得做一個中國人很光榮；我們的神學思想要建設、要提高，使得我們中國的基督教變成“很有人性、講道理、講道德，為上帝所喜歡、也很喜歡‘愛的上帝’的教會”。這或許要經過幾十年，也許要更久。但目的不過如此：“就是要改造我們中國基督教，要把我們中國基督教改造成為一個順應歷史潮流、順應廣大人民的需要的基督教”。

（作者張志剛系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長，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甘肅基地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