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年華》上映首日，女律師萬淼焱就決定，要去看。

“中國首部性侵女童電影”的海報主題，讓她無法不聯想，自己已接手半年多的那起性侵案。走出影院，萬淼焱談及感受時說：“現實中，女童遭受性侵后所承受的壓力，遠大于電影中的表述。”

今年4月初，13歲女孩王悠（化名）在離家出走的48小時內遭遇一六旬陌生男子多次侵害，且致使王悠懷孕。近日，四川省成都市成華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此案，法院判決犯罪嫌疑人犯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11年。

“慶幸的是，在這起案子中，我的當事人并未遭遇‘嘉年華’。” 萬淼焱說。

據悉，在這起案件發生后，公安局、檢察院、法院及婦聯、教育局等相關部門，以及律師、記者等知情個人都遵循了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辦理、審理此案，并為女童重返社會生活給予了必要支持。

如今，王悠一家未搬離原來住所，且已重新入學。

“最近一次見孩子時，感覺她陽光很多。”王悠的心理咨詢師認為，“這就是社會多方合力的結果。”

保護，從始至終

得知王悠現在生活一切安好，原成都某商業媒體的法治報道記者張柄堯很高興，“為我當初的選擇點贊。”

今年4月，他接到爆料稱“一位老頭性侵未成年女童”，與爆料人詳細了解事情經過后，他未將此事立刻進行曝光。“這會對女童產生‘二次傷害’。”張柄堯認為，涉及未成年人被性侵案件的報道，首先應該考慮到對受害兒童的保護，因此，在他眾多律師朋友中，特意幫王悠一家向女律師萬淼焱求助，希望她能提供幫助。

作為成都市的一名在職律師，萬淼焱已從業16年，此前，曾代理過多起未成年人被性侵案、家暴案等涉及婦女兒童權益的案件。

在接到王悠案后，萬淼焱的第一反應是：“我需要詳細了解案情，怎樣才不會對女童再造成傷害？”

于是，在第一次與王悠接觸之前，她電話求助了遠在安徽省池州市的心理專家王雪飛，連夜學習溝通技巧。舍近求遠，是希望“最大程度保護孩子隱私”。

保護，一直也是與王悠接觸的多位公職人員的首要意識。

在需要到王悠家進行案件調查時，據王悠父母描述，民警沒有開警車、穿警服，刻意保護王悠的隱私。在王悠需要到醫院進行相關鑒定時，民警也全程陪同，多次往返，保障其權益。

在王悠目前就讀的學校，其遭遇也僅限校長和副校長知曉。“她的班主任都不知情。不能再讓第三人知道，言論不好控制。”校長說。

中國婦女報·中國女網記者在采訪中也多次感受到濃濃的“保護”。

成華區婦聯副主席溫潔琳，負責婦女兒童權益保護工作，為了避免“對號入座”，就報道中王悠現入學學校的具體名稱及校長姓名是否公開，與記者進行了細致的溝通。

王悠的心理咨詢師也多次提示：“請一定要在報道中做特殊的保護處理。”

心理干預，不只對孩子

忙完手頭上的活兒，父親和王悠開始晚餐，他緩緩地對女兒說：“老師說你乒乓球打得好，你就好好學。”

聽到父親的夸獎，女兒抿嘴一笑。

數月前，剛剛得知女兒遭遇時，父女關系遠未如此平靜。

王悠的父母都不是成都本地人，靠著在成都郊區經營一個小攤位糊口。在事情剛發生時，母親一遍遍地訴說，女兒自小多病，曾患有癲癇，全家為此付出很多，王悠留下了癲癇后遺癥，導致精神智力與同齡孩子不同……

受理王悠案中，最難的是什么？萬淼焱說：“穩定父母的情緒。”

原本，王悠父母有時還會糾結于賠償金額，但最終漸漸認識到：“只要娃娃能好，就好。”

“在對王悠的心理輔導方案上，我的建議之一便是注重家庭教養方式及家庭氛圍的調整。”王雪飛說。

身為安徽省池州學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池州市未成年人保護協會副會長，王雪飛從事未成年人及大學生心理健康的學習及相關工作已有20年。

王雪飛認為，比起“一次傷害”，也就是與創傷事件直接有關的身體和心理傷害，“二次傷害”，也就是由傷害帶來的傷害，可能會更為猛烈地沖擊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這些“二次傷害”大多來源于身邊人對于傷害事件的態度判斷與處理方式，其中，影響最大的角色便是陪伴在旁的父母。如果對受傷的孩子持有不接納的態度，認為其本人有過錯的話，將會嚴重影響受害未成年人的心理建設。在既有原則又有支持感的家庭中，受害的孩子經受“二次傷害”的可能性就會下降。

這樣的認知也得到了王悠心理咨詢師的認同。四川省婦聯知曉王悠案后，第一時間委托市區婦聯關注受害女童，并協調相關部門予以支持。事發后不到一個月，心理咨詢師便受成華區婦聯的委派，開始對王悠進行心理輔導。

在溝通中，這位心理咨詢師和萬律師都全然不提傷害事件，一方面轉向對王悠自身存在的不足之處的指導上，另一方面，則不斷地安撫、勸慰王悠父母，并用各種方式漸漸地糾偏、調整他們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家庭教育等方面的觀念。

“被告人一定會得到他應有的懲罰。”得知王悠一家的經濟狀況，萬淼焱決定免費受理此案，她也成為王悠一家彼時最主要的依靠。她向王悠父母承諾，會盡全力通過法律途徑讓被告人受到制裁……但她也明確告訴王悠父母：“我無法為你們向被告人索要高額賠償，這不符合法律政策，也并不完全對王悠有利。”她對王悠母親說：“孩子需要的，是無條件的愛，不是錢和物。”

“聽到這話時，王悠母親淚如泉涌。”萬淼焱告訴記者。

最終，王悠父母不再特別關注能索要多少賠償，而是更加期待王悠未來能有健康的生活。

支持，破例入學

“讓孩子重新入學”，是王雪飛的第二個建議。

張國珍第一次到學校看望時，王悠已到新學校兩個多月。作為成華區婦聯主席，她一直關注王悠的學習生活。

在見王悠之前，張國珍與校長先進行了簡短的溝通。校長說，王悠很快有了自信，原來不愛說話，現在開朗許多，是老師的小助手，常常輔助老師照顧別的同學。

校長也解釋，按照王悠的現狀，她本不符合這所學校的某些政策規定，但當他了解了王悠的遭遇后，覺得這種破例是值得的。他說，教育局對此非常關注，在一次會議上，“教育局一位領導還專門詢問了王悠的在校狀況。”

沒有引起同學及老師的注意，王悠被副校長帶到會議室與張國珍見面。走進會議室，王悠自然地坐在校長身邊。期間，這位男性校長不斷與王悠溝通，王悠也都笑盈盈地點頭回應。

看到這一幕，萬淼焱感慨，傷害事件剛發生后，王悠曾一度拒絕與成年男性接觸，她曾同一位男性朋友去看望王悠，在兩個多小時里，王悠不僅一言不發，還側身與這位男性朋友背坐。

見面結束后，王悠帶著張國珍參觀自己的教室。在教室的宣傳墻上，貼著王悠自己擬定的近期學習目標：“能與人禮貌交流；一百以內的加減；提高人品和自學能力。”

據萬律師描述，檢察院在辦理王悠案件時，除了主動為王悠申請了系統內相關幫扶基金一萬元以外，還發函教育局，請求為王悠上學給予支持。同樣，讓孩子上學，請求予以支持，向教育局發函的還有法院。而區婦聯為此親力親為，盡職盡能，主動多次協調各方……

各方合力促進下，2017年9月1日，王悠重新入學。雖然學校離家較遠，每天乘公交單程需1小時，但王悠從不遲到。

學校為王悠制定了相應的發展規劃。由于王悠身體素質較好，身高已有1米65，學校計劃要發展王悠的體育專項，近期已讓王悠面見了專業的體育教練。

而在這所擅長課題研究的學校，校長說，他近期正在思考一個新的課題，關于“智障女童的自我保護”，他說：“這是一個空白，很有價值。”張國珍即刻回應：“我們可以一起做。”

專家視點

“以受害人為中心”的成功范例

■ 中國婦女報·中國女網記者 任然

“王悠案讓我看到了專業的力量，更讓我感受到人性的溫暖。” 安徽省池州學院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池州市未成年人保護協會副會長王雪飛說，受害未成年人需要進行心理干預已基本成為共識，但由于專業指導滲透不夠充分的原因，很多案例中，關愛有時不夠、有時過度，或者關愛方式有所偏差，這些都影響了未成年人的認知和情緒情感正常發展，從而使健康成長受挫。

專業性的心理輔導介入，需要機制和人的支持來完成，“王悠案中，每個相關部門及公職人員都盡其所能地為孩子的成長考慮，讓我相信，我們的孩子真的是可以被世界溫柔相待。”王雪飛說。

“王悠案體現了少年司法中的多項重大進步。”對于這起案件，上海政法學院教授、上海市未成年人法研究會會長姚建龍如此評價。

姚建龍以“同心圓”論來闡述未成年人保護的多部門協作機制，即以未成年人為中心，所有相關職能部門從自身職能出發，形成保護的合力，促進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的實現。

“沒想到，這個理論在王悠案中得到了實踐，并顯現出良好效果。”姚建龍認為，“在相關法律法規還不明晰的情況下，未成年人保護法中規定的包括公、檢、法、婦聯、教育等責任主體，都能夠積極主動作為，踐行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客觀上形成了跨部門協作機制，合力幫扶受害人，這是非常大的進步。”

“該案對兒童保護工作相關部門和人員踐行‘兒童利益最大化’確實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兒童福利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柳說，“兒童優先”是現代社會的重要標志之一。

“從‘以加害人為中心’轉為‘以受害人為中心’，這也是非常大的進步。”姚建龍闡釋，從少年司法角度來說，以往在辦理刑事案件時聚焦的是“事實、證據和法律，主要考慮的是如何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責任，怎樣讓加害人受到法律的懲罰。”特別是針對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案件，在傳統的刑事司法體系中，受害人被稱為“被忽視的群體”。

在國際司法領域，已呼吁在有關未成年人遭受性侵案件辦理過程中要“以受害人為中心”。“王悠案中，相關司法部門體現了‘以受害人為中心’辦案原則，并不僅僅局限于追究被告人的法律責任，還積極促使讓受害人得到康復，回歸社會，這點令人欣慰，更感敬佩。”姚建龍說。

“近幾年，社會輿論以及相關職能部門在觀念上都有所轉變。”姚建龍認為，王悠案中的重大進步便來源于觀念轉變的推動，他最后總結：“觀念的進步是未成年人保護制度和少年司法制度進步的關鍵一點。只要觀念轉變，我認為所有的問題都不是問題。”

在已從事兒童福利相關工作十余年的張柳看來，兒童作為弱勢群體，承受了太多不可言說之痛。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是我國的法律和政策還缺乏相應的準備，來應對不斷發生的兒童問題。根據國際經驗，建立現代兒童保護制度，既需要法律和政策的完善，也需要落實到社區的專業化工作人員培養體系和跨部門聯動的多方合作工作機制的建立。

她建議，現階段，我國兒童保護制度面臨的緊迫任務，就是建立專業化、精細化的現代兒童保護體系，注重兒童保護工作專業人員培養，將法律原則具體化地在實踐中執行起來，讓兒童優先、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早日落地生根。

“如此，避過‘二次傷害’的王悠，才不會是一個孤例。”張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