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產業脫貧是重中之重，也是難中之難。為更好促進產業脫貧，各地采取了很多辦法。其中，充分發揮龍頭企業帶動農戶發展的關鍵作用，成為各地共同的選擇。

這種抱團發展，農戶和企業都得到了什么？合作如何更可持續？

“誰跟牧民聯結得更緊密，誰就更有競爭力”

“我一直想養羊，可買不起母羊，沒想到合作社給我家免費提供了127只，每只母羊兩年可下3胎，我只需每年回交21%的羊羔，剩余全歸自己。羊養大后，公司訂單回收，每公斤高于市場價1元。等我家母羊快‘退役’了，合作社還會免費再換一批。” 王交其是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杭錦旗羚豐養殖專業合作社社員，去年他養羊收入8萬多元，把貧困帽遠遠地甩在了身后。

王交其會養羊，但苦于沒本錢，擔心賣不出去，一直小打小鬧。“企業+合作社+農戶”的模式讓他放開了手腳。“跟企業合作后，資金和銷售難題都解決了，我當然敢多養了，多養多掙錢啊。”王交其說。

內蒙古羚豐農牧業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楊海霞介紹，截至今年上半年，公司除了通過合作社帶動杭錦旗128戶貧困養殖戶脫貧致富，還為142戶農牧戶每戶提供5萬—10萬元的擔保貸款，并全額貼息，用于購買基礎母羊；租賃135名農牧民的閑置耕地和草場，將266名農牧民轉化為產業工人，月薪多在3500元以上。“通過這幾種方式，我們與農牧民的利益連在了一塊兒。”

杭錦旗扶貧辦主任白新田介紹，除了羚豐公司，旗里還引進了綠美、賽諾、蒙羊等龍頭企業，通過建立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有力帶動了全旗所有的貧困養殖戶脫貧。

記者在多個貧困地區采訪發現，“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的脫貧共同體遍地開花，這種模式既發揮市場機制，政府也為這種合作添柴加火。比如，用產業扶貧資金為貧困戶加入合作社注入股金，為扶貧龍頭企業提供貸款貼息、項目配套支持等。脫貧共同體在帶動貧困戶快速脫貧的同時，也帶動了產業發展、企業壯大。

“我們企業本身就有跟牧民緊密合作的天然需求，有了精準扶貧政策，這種合作更緊密，推廣速度也加快了。”賽諾草原羊業有限公司的主營業務是推廣杜蒙雜交肉羊，總經理助理布和朝魯介紹，公司為牧民低價配送杜泊羊種公羊，并派技術人員免費上門指導配種。杜泊羊與本土蒙古羊雜交成新品種——杜蒙肉羊，繁殖率、產肉率都高。雜交改良1只基礎母羊，農民至少可增收200元。

“這個行業誰跟牧民聯結得更緊密，誰就更有競爭力。” 布和朝魯說，光在內蒙古烏蘭察布市四子王旗，公司就帶動2000多戶牧民發展杜蒙肉羊高效養殖，目前已成為國內最大的種羊生產企業，企業正在全國拓展業務，擴大與農戶的雙贏合作。

保證貧困戶多獲益，貧困戶也要增強履約意識

企農合作，貧困農民獲益良多，那企業動力是否充足？

一些企業有跟農戶雙贏合作的強烈動機。

“農民相當于公司產業鏈條上一個個分散的源頭生產車間，他們的生產能力強，我們的盈利能力也就強。”楊海霞舉例，公司肉聯廠有20萬頭羊的年加工能力，去年實際加工才6萬頭，其中貧困戶貢獻了1/3。“現在行業競爭激烈，跟貧困戶緊密合作保證和擴充羊源，是公司的一個重要戰略考慮。”楊海霞坦言。

企業扶貧，還能享受一系列真金白銀的政策利好。鄂爾多斯市達拉特旗金泰禾農牧業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去年帶動1000戶農戶訂單生產6.5萬畝蔬菜、鮮食玉米和青儲玉米，其中貧困戶140多戶。“作為扶貧龍頭企業，我們可享受貼息3厘的扶貧貸款，企業投資建冷庫、育苗棚、深加工設施時，政府給予配套投資和補貼，累計超千萬元。”董事長劉紅梅說。

也有一些龍頭企業與貧困戶合作，更多是盡社會責任。

“從企業本身經營來講，并非必須跟貧困戶捆綁發展，我們更多是參與社會扶貧，回報社會。”鄂爾多斯市一家養殖公司負責人坦言，公司和農戶合作推行“投母收羔”模式，就是為了扶貧，公司自有的養殖園并未飽和，完全可以自己擴大養殖規模。談起目前和貧困戶的合作，這位負責人說，他們給貧困戶發放的母羊都是帶羔的，不用養太長時間就能下羔。起初簽的“投母收羔”合同約定“放一收三”，履約情況不佳；新簽合同改為“放一收二”，即使這樣，羊羔回收情況也并不理想。“企業的初衷是為貧困戶提供幫扶，但一些貧困戶壓根不向企業回交羊羔。”他表示，公司本身實力并不是很強，對部分貧困戶這種行為又不好較真，以后用什么方式參與扶貧還真得再仔細掂量。

采訪中，記者能明顯覺察一些企業與貧困戶合作意愿并不很強，有的企業扶貧更多是為了維持良好的政商關系，替政府分憂；有的則是隨大流、表姿態。這也能從部分企業跟農戶簽的合同里看出端倪。不少合同只簽到2020年——這輪脫貧攻堅戰結束，很多合同一年一簽，有的甚至連合作有效期都沒有。

讓企業發展壯大，企農合作才能持久

企農合作如何實現可持續？

企農互相需要的合作可以持續。

“我們企業是搞種薯研發的，必須有自己的基地才能保證質量，與貧困戶結成脫貧共同體，這是雙贏啊。”中加公司董事長秦國華介紹，公司非常重視和貧困戶的合作，截至今年上半年已吸納1000戶無經營能力的貧困戶，每戶入股7萬元，其中2萬元由政府專項扶貧資金提供，每戶貧困戶再貸5萬元扶貧小額貸款。4年貸款期內，每戶貧困戶每年可分紅7000元，其中4000元為現金分紅，3000元作為股本積累。4年后，企業幫農戶還清5萬元貸款，每戶貧困戶積累了3.2萬元股本，每年還可分紅3000元。“企業從銀行的貸款以流動資金貸款為主，貧困戶入股相當于為企業解決了中長期貸款，給他們的回報，從資金成本上來說跟企業去銀行貸款差不多。但把他們納進來，企業擴大了規模，又幫助貧困戶穩定脫了貧，我們歡迎這種互利合作。”秦國華說。

企業能主動讓利的合作可以持續。

“公司承擔所有風險，讓農民最大程度得到好處，合作才能持久。”內蒙古正昊商貿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溫利介紹，公司在杭錦旗巴拉貢鎮山灣村投資建設了150畝矮化蘋果基地。前4年蘋果未上市前，每畝土地流轉費1000元，企業投資在田間套種彩椒，利潤和農民五五分成，農民每畝純收入超過1000元。第五年開始，土地租金增加到每畝2000元，不再套種蔬菜，蘋果利潤五五分成。12年后合作到期，蘋果基地交給流轉土地的農民。“農民每畝地收入至少2000元，好好干收入更高，他怎么會沒有積極性？”溫利說。

如此合作，企業的賬怎么算？溫利說，套種彩椒是給巴彥淖爾市一家企業訂單生產，農民和企業收益都有保證；蘋果收益企業將更多從延長產業鏈上挖潛。巴拉貢鎮副鎮長劉澤前介紹，政府將和企業聯手，為項目配建1000平方米的保鮮庫，這不僅可作為包頭市、巴彥淖爾市果蔬產品向西北運輸的重要中轉站，也方便進行蘋果深加工。

記者發現，對于下鄉扶貧，企業反應不盡相同。有的經營效益不好的企業表示，想早點“抽身”。對此，華中師范大學減貧與發展研究院院長陸漢文認為，政府不能“強按牛頭喝水”，應更多出臺鼓勵支持政策，用實惠激發企業扶貧積極性。

“只有企業發展好了，農民才能穩定增收脫貧。”楊海霞坦言，發展農業產業投入大、利潤薄、見效慢，同貧困戶建立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等于是把利潤再拿出來一塊分給農民。近年來羊肉市場疲軟，公司微利經營，后期持續帶動貧困戶穩定脫貧面臨挑戰。

陸漢文建議減輕扶貧企業稅費負擔，適度降低貧困地區勞動密集型企業增值稅稅率，對貧困人口參與度較高的特色產業，部分或全部退還流轉稅、企業所得稅等；利用財政專項扶貧資金引導金融機構支持扶貧企業，將扶貧貼息貸款與農業保險捆綁，解決農業產業化企業經營風險大、貸款難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