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山遺址出土的水稻是目前在武夷山東麓地區發現的最早的水稻遺存；出土的粟和黍兩種小米是目前在整個華南地區，包括嶺南地區和武夷山脈以東地區發現的最早的小米遺存，這為探討整個華南沿海地區的稻作農業和粟作農業的來源問題提供了關鍵的考古實物證據和新的線索。”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趙志軍對于南山遺址的驚訝和喜悅之情溢于言表。

日前，中國東南及環太平洋地區史前考古國際學術研討會在福建將樂縣召開。這是2013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福建博物院共同籌建的東南考古研究基地組織的一次重要國際會議，也是對從2012年至2017年持續進行的南山遺址綜合考古的一次集中研討。

南山遺址為什么重要？把它的新成果和環太平洋地區的考古學家帶來的其他重要發現一起放在地圖上，會帶來怎樣的新認識？

填補了福建史前考古學文化譜系的缺環

“福建史前考古學研究工作開展較早，但由于發掘遺址較少、各地區間工作不均衡，導致其史前考古學文化譜系存在許多缺環，重建福建史前考古學文化譜系框架，一直是我們努力的目標。”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周振宇博士，是此次南山遺址考古的領隊。

南山遺址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明溪縣獅子山的南側，1986年文物普查時首次發現。這是一處洞穴和曠野相結合的史前文化遺存，地層保存較好、時代跨度較大，2013年被評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2至2017年，經國家文物局批準，社科院考古所、福建博物院與明溪縣博物館對南山遺址進行正式考古發掘。

由于特殊的自然環境，華南地區的史前人類遺骨保存狀況較差，因此南山遺址5座保存有人骨的墓葬就非常珍貴，這是福建省內除曇石山遺址外最為豐富的史前人骨材料。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明輝博士剛剛完成了初步的分析，“頭骨的額頭比較寬闊，比較直，而且下頜比較粗，比較寬闊，與福建漳平奇和洞遺址、廣東鯉魚墩貝丘遺址、臺灣亮島人以及泰國、越南等類似遺址中的特征相似。這些人骨在古病理學方面的特征，如牙結石、齲齒、牙釉質發育不全、骨質增生等，為下一步探索南山遺址人群的食物構成、生業形態等問題提供了線索。”

周振宇曾經在福建將樂的巖仔洞遺址進行發掘，那里出土的文化遺物與南山4號洞的遺存極為相似，“通過幾年的考古，我們揭露出南山遺址連續而完整的文化層，展現出距今5300年到4300年的文化面貌，填補了閩西北新石器時代中、晚期至商周時期考古學文化譜系的缺環。”

水稻、小米兩類農作物或從海路傳入

南山遺址重要，還因為它浮選所得的豐富的植物遺存。

作為一個洞穴遺址，浮選出土了炭化木屑、植物種子、堅果、核果等豐富的炭化植物遺存。其中又以植物種子為主，總計5.57萬余粒，分別屬于至少38個不同的植物種類。令人驚嘆的是農作物合計有5.16萬粒，占出土植物種子總數的93%；其中包括水稻、粟（谷子）、黍（糜子）、大麥、大豆和綠豆等6個品種，水稻和小米的數量都達上萬粒。另外還發現有梅子、柿子、獼猴桃、葡萄等可能被栽培的鮮果類植物遺存。

“長期以來，學術界一提起居住在洞穴里的人類，就會聯想到采集狩獵，頂多從事一些初級的農業生產，南山遺址的先人們雖然住在洞穴里，卻從事著相對比較發達的農業生產。”趙志軍說，更為直接的例子是浮選出的田間雜草，“飄拂草和紅蓼是稻作農業伴生的雜草，而狗尾草和馬唐草是旱作農業伴生的雜草。這幾種典型的農田雜草的出現，說明這些稻谷和小米都不是收集或交換得到的，而是南山先民自己栽培種植的。”

研究已知，小米是8000年前在北方的興隆洼起源。那么粟和黍在5000年前是如何從相距甚遠的北方來到這一遺址的？目前江西發現的最早的小米是商周的，和南山遺址有著2000年的差距。整個浙江地區的小米，則要追溯到更晚的西周。趙志軍把中國東海岸同時出土水稻和小米兩種遺存的史前遺址進行了排列，包括浙江的上山遺址、良渚文化中的楊家村、上海的廣富林、山東日照的兩城鎮等，這些遺址都分布在沿海的通道上。“我們是否可以大膽猜測這兩類農作物是從海路傳入的？南山的植物遺存或將拓展我們對史前海洋交通的研究視野。”

參加研討會的一些專家也提供了類似的角度。美國丹佛美術館研究員焦天龍對福建沿海遺址如殼丘頭遺址、大帽山遺址、曇石山遺址、黃瓜山遺址的史前經濟進行了重新考察。他認為福建沿海地區新石器時代的經濟形態存在著海島和海岸的區別。海島聚落自距今8000年左右出現以后，經濟形態一直以獲取海洋資源為主，直到距今4000年左右仍未見明顯的稻作農業跡象。但海岸地區的情況卻不同。稻作農業最遲在距今5000年左右就已經成為食物的主要來源之一，到距今4000年左右又增加了大麥和小麥等農作物。“而大麥和小麥傳入中國的通道至少有4條，其中就包括海洋通道。”趙志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