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一年，全球傳媒業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透過英國脫歐、美國總統大選等重大事件可以看出，傳統媒體越來越難以準確反映多元復雜的民意，社交媒體則“霸占話筒”成為人們獲取各類新聞的主渠道。令人擔憂的是，社交媒體也日益成為制造虛假新聞、操縱公眾輿論甚至國家間信息戰的舞臺，全球傳媒生態面臨危機。正基于此，牛津詞典將“后真相”（Post-truth）一詞列為2016年度詞匯，意指在社交媒體主導的傳播場景下，越來越多的受眾只關注新聞是否能滿足個人的情緒、偏好和信仰，而并不關心新聞本身的事實性。“后真相”時代，如何治理虛假新聞、重塑新聞價值、凝聚社會共識，已經成為各國政府共同面對的重大問題。

社交媒體的假新聞泛濫

假新聞并非社交媒體時代的新生事物，人類自從有了媒介就有假新聞的生產和傳播，大量假新聞背后都有明確的政治和經濟目的。例如，20世紀20年代《德國獨立報》就曾刊登一系列關于猶太人全球陰謀的文章，導致了德國反猶情緒高漲；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前夕，西方各大主流媒體就曾言之鑿鑿地報道“薩達姆·侯賽因掌握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美軍入侵伊拉克推翻薩達姆政權提供“合法性”。

如果說假新聞曾經只是某些專業機構的“專利”，那么隨著臉書等社交媒體平臺的興起，制造和傳播假新聞的專業門檻被打破，借助用戶生產內容和熱點新聞推送等機制，理論上任何人、任何機構都可能成為虛假新聞的制造者和傳播者。2016年，美國大選期間，包括“教皇支持唐納德·特朗普當總統”等假新聞充斥社交媒體。根據美國科技新聞網站BuzzFeed的分析，在美國總統投票日前的三個月，社交網站上的假選舉新聞比真實選舉新聞更受關注，來自虛假新聞網站與極端博客頁面的二十大假新聞的轉發量達870萬，《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赫芬頓郵報》等主流媒體的二十大選舉新聞的轉發量約為740萬。眾多分析人士認為，正是由于大量假新聞傳播，動搖了相當一部分選民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美國的政治進程，甚至成為國家間戰略博弈的手段，這也迫使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卸任之際簽署通過《波特曼-墨菲反宣傳法案》（也稱《反外國宣傳和虛假信息法》）。

社交媒體假新聞的主要成因

假新聞與社交媒體有天然的聯系，全球社交媒體的傳播特性、商業模式、機器算法以及繭房效應客觀上推動了假新聞的全球泛濫。

社交媒體傳播特性讓假新聞成為政治集團的博弈工具。社交媒體在傳播范圍、效率、成本、精準性、互動性、用戶黏性等方面具有傳統媒體無法比擬的優勢，通過社交媒體進行政治宣傳已經成為政治集團的必備手段，其中包括利用黑客手段竊取情報、炮制假新聞抹黑政治對手、甚至創建僵尸粉控制社交媒體輿論等方法。

社交媒體的商業模式為假新聞的產業化提供了契機。臉書、谷歌等社交媒體平臺的商業模式是廣告商會為新聞的每次點擊付費，新聞內容發布者按點擊量提成。相對事實新聞內容，經過策劃包裝的“假新聞”內容更容易獲取用戶點擊，人為制造假新聞——通過社交媒體進行病毒式傳播——獲取用戶點擊、點贊——贏得廣告費成了一種獨特的數字淘金模式，例如歐洲的馬其頓共和國一個只有5.5萬人的小鎮就創建了100多個支持美國大選的網站來傳播假新聞，這些假新聞制造者稱他們“根本不關心大選，只關心經濟回報”。

社交媒體機器算法缺乏對假新聞進行事實核查的能力。美國大選中假新聞的猖獗與臉書“新聞推送”采取的自動化算法有關。臉書“新聞推送”本意是針對具體用戶的需求精準推送優質的高互動內容，為了提高推送效率并避免人為審查偏見，主要的社交媒體企業將“新聞推送”內容交由復雜算法決定。而機器算法抓取的信息源既包括權威新聞網站，也包括為了獲取點擊率而專門制作的“新聞”網站，但機器算法無法判斷新聞內容的真假，自動化的新聞推送缺乏有效的事實核查機制，為假新聞大范圍傳播提供了技術支撐。

社交媒體的“繭房”效應增強了假新聞的現實效果。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凱斯·桑斯坦在2006年就提出了“信息繭房”的概念，指網絡用戶會選擇興趣相投和價值相近的信息內容，久而久之會將自身囚禁于像信息的“繭房”中。社交網絡的技術機制加劇了“繭房”效應，令處于相對封閉傳播環境中的大多數人更容易認為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實的全部，進而導致群體極化和沉默螺旋效應，使得個人對現實世界認識失真，更易受到假新聞的影響。

假新聞治理的策略

網絡信息技術發展為虛假新聞生產與傳播打開了便利之門，面對假新聞產業化和政治化態勢，政府部門、專業媒體、平臺企業和網民需要相互協同、科學開展假新聞治理，這對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的全局工作具有重要意義。

政府須依法開展假新聞的精準治理。虛假新聞是伴隨網絡傳播特有的現象，政府不能也不可能“因噎廢食”阻斷社交媒體的信息生產和傳播，而是需要完善立法并加強執法，包括明確假新聞的風險類型和等級，防范涉及我國重大政治安全的重大謠言傳播，提升對虛假新聞的溯源能力，針對國內外有組織的假新聞制定具有針對性的反制措施等。

主流媒體須重塑“把關人”的功能。主流媒體是我國新聞傳播的主力軍，面對社交媒體的挑戰，主流媒體需要開拓創新重塑新聞“把關人”的功能，因為僅僅停留在常規性的新聞報道遠遠不夠，需要針對假新聞制定甄別和辟謠機制，及時化解假新聞的傳播危害，引導有利的國內外新聞輿論傳播生態。

社交媒體須完善新聞事實核查能力。國外主要社交媒體企業探索通過技術手段篩選虛假信息并對這些消息進行標記，包括使用第三方事實檢查器驗證特定的內容、在“熱門新聞”欄目提供更高質量的文章、阻止虛假新聞發布者從臉書的流量中獲利等。我國社交媒體企業需要積極借鑒國外經驗，從技術和管理兩個方面加強對假新聞甄別與控制，完善假新聞發布主體和內容的識別模型，除了內部人員核查，積極借助記者和媒體行業持續改進事實檢查系統。

面向廣大網民加強新媒體素養教育。網絡空間的健康發展要求廣大網民媒介素養的提升。當前，我國各類社交媒體平臺已經覆蓋了我國大部分網民，應該充分利用互聯網企業與用戶的天然聯系，通過微信、QQ、微博等平臺面向社會公眾開展甄別和防范假新聞的公益性教育，包括針對青少年網民開展系統性的新媒體素養教育，持續提升全社會對假新聞的免疫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