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以下簡稱《規劃》）指出，根據世界城鎮化發展普遍規律，我國仍處于城鎮化率30%70%的快速發展區間，但延續過去傳統粗放的城鎮化模式，會帶來產業升級緩慢、資源環境惡化、社會矛盾增多等諸多風險，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進而影響現代化進程。《規劃》標志著我國進入了以提升質量為主的新型城鎮化發展階段。與傳統城鎮化相比，新型城鎮化強調以人為本和可持續發展。以人為本，意味著新型城鎮化要圍繞“人”這個核心要素，著力推進人的城鎮化；可持續發展，要求著眼長遠，統籌提升城鎮的經濟承載力、社會承載力與環境承載力。

傳統城鎮化的突出問題

人口城鎮化滯后于土地城鎮化。長期以來，一些地方把推進城鎮化簡單地等同于城市建設，過分注重城市規模的擴張而忽視了城市人口規模的集聚，把農業的轉移人員僅僅當做生產者和勞動力，而不愿意接收他們本人及家屬進入城市成為市民，結果導致人口城鎮化嚴重滯后于土地城鎮化。2015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57.35%，而城鎮戶籍人口比例僅為41.2%，僅相當于2000年世界各國的平均城市化率。從這個數據來看，在城鎮化進程中我國“人的城鎮化”明顯滯后。城鎮化需要高樓大廈、地標建設和大型公共設施等，但絕不是房地產商的“圈地運動”，更要注重人口和經濟活動的積聚。

“數字”城鎮化帶來社會隱患。在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有些中小城市存在“數字”城鎮化的現象，一些地方調整統計口徑，人為推高城鎮化率，實行“數的城鎮化”。具體表現為：個別地方政府推行的所謂城鎮化，只停留在紙面上，通過戶籍改革將農村的行政層級變成城鎮地區（如撤縣設區、撤鄉鎮設街道等），借助統計口徑的改變，許多農民“被城鎮化”。在過于追求數字的過程中，少數地方出現了“死城”“空城”等亂象，在一定程度上積累和激化了社會沖突和社會矛盾。

粗放的城鎮化造成環境污染。近年來，中國城鎮化建設進程明顯加快，城鎮化率正以每年約1個百分點的速度上升。但是，一些地方在城鎮化過程中，仍然片面追求外在的經濟效益，忽視環境效益；重視眼前利益，輕視長遠利益；仍在走低效率、低產出、高消耗的粗放型經濟發展道路，從而導致包括水源、土壤和空氣在內的“水陸空”環境污染問題日益突出。

新型城鎮化的兩大抓手

新型城鎮化的根本是以人為主。城鎮化蘊含著巨大的內需潛力，內需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而人口城鎮化能夠有效釋放消費需求并引來大量的資本投入，在擴大內需中具有關鍵性作用。除此之外，人口城鎮化還是解決“數的城鎮化”“偽城鎮化”等問題的有效手段。因此，應把人口城鎮化作為新型城鎮化的出發點、落腳點。實現人口城鎮化的有效對策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在政策層面，應深化戶籍制度改革。隨著城鎮化的穩步推進，我國的戶籍制度正在不斷地完善。2014年7月24日，《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指出，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改進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城市現行落戶政策，建立完善積分落戶制度。2016年10月11日，國務院辦公廳又印發了《推動1億非戶籍人口在城市落戶方案的通知》，主要目標是：在“十三五”期間，城鄉區域間戶籍遷移壁壘加速破除，配套政策體系進一步健全，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個百分點以上，年均轉戶1300萬人以上。戶籍制度深入改革的方向是附著在戶籍上的基本公共服務一體化，通過一體化推動發達地區公共資源優勢向欠發達和農村覆蓋，使全國居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這是戶籍改革的最終目標和理想狀態。

另一方面，在操作層面，實現農民工的市民化。農民工市民化是推進人口城鎮化的核心。城鎮化要實現包容性增長，“重頭戲”是解決好農民工市民化的問題。農民工市民化的實質是為了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一體化。想要實現這一目標，需以農民工整體融入城市公共服務體系為核心，實現“四個融入”，即個人融入企業、子女融入學校、家庭融入社區、群體融入社會。從現實情況看，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對農民工全覆蓋，需要充分發揮政府和社會兩個積極性。推進農民工市民化，讓農民工享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權利和義務，不僅有利于經濟社會穩定發展，而且會由此贏得轉型發展的主動權。

新型城鎮化的關鍵是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的新型城鎮化不但有助于實現新型城鎮化以人為本的基本屬性，提升城鎮化質量和效率，促進城鎮的綠色、低碳和文明發展，還能夠有效預防和治理“城市病”，進而打造出和諧宜居、富有特色、充滿活力的現代城市，真正實現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及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發展格局。實現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應從以下幾方面入手。

首先，統籌各類城市協調發展。2014年11月，國務院發布了《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對中國原有的城市規模分類標準進行了修改，以城區常住人口為統計口徑，將城市劃分為五類七檔，具體包括：小城市(一型小城市，二型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一型大城市，二型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不同類型的城市，應采取不同的發展和管理方式，比如：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已經人滿為患，不宜再擴大規模，應發揮這些城市的輻射和帶動作用；重點建設和發展中小城市及小城鎮，充分發揮這類城市的吸納和承載作用。

其次，優化城市的產業結構。根據城市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培育發展各具特色的城市產業體系。對于傳統產業要及時改造升級，對于過時的、落后的產業要及時淘汰，減少這些產業對環境的污染。積極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生產性服務業要實現“三化發展”，即專業化、市場化、社會化，引導生產性服務業在中心城市、制造業密集區域集聚。推動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增強中小城市產業承接能力，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特色鮮明、優勢互補的產業發展格局。

再次，推動新型城市建設。緊跟現代城市發展新理念新趨勢，以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信息技術為抓手，著力打造智慧城市。智慧城市不僅可以帶來研發、生產、管理、服務效率的提高，還可以打破時空限制，實現生產生活要素的有機組合，使城市的公共服務資源向鄉鎮延伸和覆蓋，讓城市管理更加科學，人居環境更加優美，產業結構更加高效，城鄉發展更加均衡。它的具體優勢可以總結為三點：一是可以提高物與物、物與人、人與人的互聯互通、全面感知和利用信息的能力，降低城市運行和管理成本，提高城市效率；二是可以及時傳遞、整合、交流、使用城市信息，增強城市對環境變化的反應速度，提高城市敏捷程度；三是可以創造新的城市服務，極大豐富城市服務的多樣性，提升人民群眾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