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子學終于從他家里邁出了這一步。

老舊的家具、開裂的墻角、逼仄的空間，大門后是兩年間未曾使用而生銹的鋤頭。鄧子學置身其間，看著去年家里流轉出去的15畝土地，隱然發呆。

這片土地曾扛起了鄧子學一家兩代六口人的生計，而如今它能承載的重量被一個簡單的數字衡量——土地以每畝600元的價格流轉，成為貴州省水城縣新街鄉大元村新建生態旅游園的一部分。

這個和土地曾親密相依的家庭正一點點從土地分離。

1978年出生的鄧子學和中國改革開放的節奏同頻共振。波瀾壯闊的發展浪潮席卷中國大地，街上貼滿機遇與成功的標語，遍地都是一夜暴富的神話。彼時在貴州烏蒙山深處的他，也從咿呀學語的小嬰兒長成了一個熱愛讀書的青年。

在那個物質生活還有所匱乏的年代，父親的15畝土地依然是富足的代名詞，吸引著全村人艷羨的目光。父親毫不懷疑，這15畝土地能夠給這個家庭帶來安穩的生活。

分歧點在初三那年，日益增長的學費讓父親開始對鄧子學繼續讀書產生不滿，父親硬生生地將他從學校拽走，不顧他的懇求。

種了一輩子地的父親邏輯很簡單：“家里的土地已經能夠讓你有一個安穩富足的生活，為什么還要浪費那么多錢呢？”

“可是我喜歡讀書，老師都說我學習好，以后會有出息。”他反駁道。

父親生氣地吼著他：“學習好能當飯吃啊，家里沒錢給你了！”

這個年輕人妥協了。離開學校時他沒有掉淚，但回家蒙上被子后卻淚流滿面。

輟學后的他開始照料那15畝土地，他能種的東西有很多，玉米、土豆等等，辛勤的勞作兌現了父親的諾言，這家人的生活平穩且富足著。他相信了父親的話。

即使在2000年后村里年輕人大規模地外出進廠，也沒有影響到他的決定。那時，全村人都處在不安分的狀態中，開往深圳和浙江的火車總是擠滿了人。但他堅定地守著自己的土地。

“分離”來得毫無征兆。

看起來，15畝廣闊的土地留給農作物的空間越來越少了，他勞作的身影從半山腰一點點被攆到了山頂，到最后，徹底消失。

這個靠天吃飯的農民很清楚，再這樣下去，他的收入會逐年遞減，而在山下的土地種植玉米本就是薄利的做法。生活一步一步緊逼，他經常會在飯后坐在樹下思考良久，急切地想在這座“土地圍城”中找尋一條路突圍。

子女日益增長的學費也給了他壓力，這幾年，收入銳減的他為了讓兒女讀書，累積打下了5萬元的借條。那幾張輕飄飄的紙張已經成了他心上最重的石頭，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當真正離開土地后，這個身材矮小的鄉村能人開始發現四周的巨變。在他看來，自己這樣的農民被從土地分離后，竟然實現了一種人和土地關系的“重組”。

他發現，流轉的土地投入到村里生態園，平坦的土地一夜之間冒出四五個大棚。原先守著土地過一生的鄰居在生態園里面除草施肥，而村里泥濘不堪的通村馬路漸漸被擴寬的瀝青路取代，干凈的路面環繞全村。

再一抬頭，路燈亮了，路邊有垃圾箱了，村里的化糞池也修好了。生態園里種植著各類水果時蔬，長勢喜人。種植一畝土地收獲六七百元的日子正在遠去，土地正在發揮有史以來最大的效益，農村產業結構調整逐漸開始，“改革”這架大功率的機器正在轟鳴著滾滾向前。

這個中年人竟然在此刻感受到了十多年前的那份激情和沖動。

村里設施和生態園起步不久，不能全部滿足所有人的用工需要，身負子女升學費用和5萬元債款的他選擇出外打拼兩年。“既是應付當前的經濟壓力，也是找點本錢回來投入新村建設。”已至中年的他有些躍躍欲試。

出門前幾天，鄧子學趕去商議換購村里路邊的一塊地，嘴里止不住地念叨著。成交之后，鄧子學古銅色的臉上掩飾不住喜悅的心情。

這個種植極其有手段的中年人重新發現了土地的價值。

烏蒙山深處的大元村呈現出了新的氣象。村民在生態園里熱火朝天地干活，村口開始有外出務工的人回來，習慣如候鳥般在家鄉與打工地春秋遷徙的他們，開始著力培養下一代。村干部集體里也出現了大學生的身影。

鄧子學感覺，這個小農思想彌漫的村莊里經歷了一場看不見的土地革命，人們在被一點一點從土地分離之后，竟然又以另外一種方式漸漸“重組”。

他離開的那天清晨，全家人都到村口送他。這個中年人臉上顯露著笑容，看了村里一眼后，他踏上了通往村外的道路。

背影漸行漸遠，他又看見那15畝土地。清晨陽光投射到上面，沾著露水的草地在太陽照射下晶瑩剔透，熠熠生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