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望體制改革后產業自發升級的看法有待商榷

光喊口號是沒有用的，關鍵是要找到改革的抓手，我們的看法是，結合產業發展趨勢和東北的要素稟賦，找到東北地區符合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發揮政府的因勢利導作用，落實到糾正錯誤的違反市場規律的產業政策上，克服阻礙產業發展的瓶頸因素，這才是真正的改革突破口

文/惠利

編者按：最近，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發布《吉林省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研究報告》(簡稱《吉林報告》)。該報告由國務院參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領銜的課題組撰寫，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對吉林省提出了關于產業政策的具體建議。《吉林報告》甫一發布就引起經濟學界關注，也引起不少質疑。持反對意見的專家認為，振興東北經濟不能依賴產業政策，《報告》忽視了體制機制改革的決定性作用。

據知情人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去年8月，吉林省有關部門牽頭與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就應用新結構經濟學研究吉林省經濟結構轉型升級達成課題合作協議。課題將新結構經濟學的自主創新理論與政策分析工具應用到吉林省經濟發展轉型升級的研究和實踐。2017年8月19-22日，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團隊到達吉林，21日，課題組成員就《吉林報告》“征求意見稿”與吉林省有關部門負責人座談，隨后發布了《吉林報告》“征求意見稿”。

針對近期《吉林報告》所引起的討論，《吉林報告》課題組成員惠利在《中國新聞周刊》撰寫文章，就有關爭議予以回應。本刊希望通過更深入的建設性的討論，對振興東北提供良策和思路。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推出的《吉林報告》(征求意見稿)一經發出，就引發了廣泛的熱議與討論。短短幾天，我們收到很多意見和建議，對此我們非常感謝。面對批評，我們本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認真對待。真心希望通過這次大范圍的討論能夠促進研究，集思廣益，真正對推動吉林和東北其他老工業基地的產業升級與結構轉型發揮積極作用。

對于東北經濟為什么近年來發展落后，以及如何發展，我們覺得需要厘清以下幾個問題。

要搞清因果關系

吉林有良好的工業基礎、大量的人力資本，為何產業卻沒有發展起來，反而與發達地區的差距越來越大呢？究竟是發展戰略錯誤，還是體制機制落后造成的？大家常說的東北吏治腐敗、政府低效、人情泛濫、法治松弛，這些到底是經濟發展阻滯的原因，還是采取扭曲型的重工業發展戰略導致的后果？如果是體制機制落后導致的，是否大規模進行體制改革，把政府的手砍掉，讓其“袖手旁觀”，等著產業自發升級，經濟快速發展就“水到渠成”了？

我們認為體制機制問題的確是個問題，需要不斷深化改革，但指望體制機制改革產業就會自發升級的看法不符合經驗事實，有待商榷。前蘇聯、東歐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地區)的經驗則表明，還可能造成更大的社會混亂以及去工業化的后果。東北經濟發展滯后的關鍵在于，前期采取的重工業趕超戰略導致資源錯配促進了當時的經濟發展，但后期市場經濟放開時，仍然守著“共和國長子”的名號止步不前，未抓住第三次產業轉移和轉型升級的機會，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未發展起來，體制固化又阻礙了原有產業的發展。因此需要發展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同時解決各種軟硬基礎設施問題。

如果由于發展戰略失誤和軟硬基礎設施約束，企業不去投資，那么不管什么產業都不會發展起來的，那么東北就沒救了。我們的做法是，看看東北現在有什么(要素稟賦)、能做好什么(甄別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診斷該產業發展面臨的瓶頸性挑戰)，將其做大做強，在這個過程中只要政府發揮因勢利導作用，積極改善軟硬基礎設施，在市場經濟體系中協助私營企業遵循本地的比較優勢發展，利用后發優勢將潛在比較優勢轉變為競爭優勢，必然能夠取得經濟的高速增長。

產業發展應該揚長補短

所有人都知道東北振興必須要改革，“振興東北”的口號喊了十幾年，又一輪振興東北計劃也已開啟，但這么多年過去，東北真的振興了嗎？光喊口號是沒有用的，關鍵是要找到改革的抓手，使得上力。我們的看法是，結合產業發展趨勢和東北的要素稟賦，找到東北地區符合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發揮政府的因勢利導作用，落實到糾正錯誤的違反市場規律的產業政策上，克服阻礙產業發展的瓶頸因素，這才是真正的改革突破口。

產業發展需要人才，吉林發展首先面臨的問題是人才流失嚴重。且不論引進人才，吉林省連本地的人才都很難留住。2016年吉林省凈流出人口20.29萬，其中包括大量的高科技人才和熟練勞動者。吉林省有58所高等院校，每年培養的大學畢業生數十萬計。以吉林大學為例，2016屆16887名畢業生中，吉林省本地生源占比33.5%(其中本專科3369人，研究生2288人)，然而留在本地就業的僅為18.9%(其中本專科1396人，研究生1798人)。也就是說吉林省一年凈流出大學生數千多人。另外，一汽平均每天都有一名技術人員跳槽，每年有約300人(約占全部技術人員的1/10)流往外地。吉林的人才流失現象為何如此嚴重？這些人才都流向了哪里？為何不在本地發展？

有一種觀點認為，東北經濟問題積重難返，振興無望，所以就應該鼓勵并且促進東北人口盡快向東南沿海地區轉移，等到東北人口都轉得差不多了，人均擁有資源增多，問題也就自然解決了，而且那里還能留下一片湛藍的天空。按照這種思路，東北問題的關鍵解決辦法就是放開沿海發達地區的戶籍管制，而東北地區的政府則什么都不用做，坐等“置之死地而后生”就行了。

我們雖然也主張應該盡量給百姓自由遷徙、自主選擇工作與生活地點的權利，也充分了解集聚效應與現代都市圈的重要性，但是我們認為，這種解決東北問題的方案過于消極，會導致當地錯失發展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的機會。如果所有欠發達地區的政府都是采用這個思路，把本地人口轉出去，那么本地政府倒是省事了，但同時也就放棄了諸如浦東、深圳這些從落后地區變成富裕地區的可能性。顯然這種方式不是東北地區政府可以接受的。

我們認為要區分一個地區不適合生存發展和人才“想留不能留”的區別。勞動力大規模背井離鄉地單向流動，主要是因為在本地沒有足夠好足夠多的產業可以吸納這些勞動力。而現有的產業不能提供一定的“就業安全度”，因此又出現了為大多數人所詬病的“一編難求”、擠破頭皮考公務員等現象。另一方面，健康的產業體系未形成，就導致區域競爭力不足，經濟發展落后。看看那些人口凈流入地區(如重慶、杭州、武漢等城市)，并不是沒有體制機制問題，而是采取了大量措施促進產業發展，使得人們看得到在當地尋求職業發展的機會。

因此我們認為解決吉林的經濟發展問題，最關鍵的還是要幫助打造重點行業的產業鏈，培育一批競爭力突出的大型企業、充滿活力的中小企業，形成富有特色的產業集群、符合要素稟賦結構比較優勢的產業體系。經濟發展要同時考慮外部環境和內部結構，政府與企業、社會各界都需要跟上時代，不能總以“共和國長子”自居，消極等待“中央怎么給我們定位”，而是主動出擊，發展本地具有競爭優勢或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依托但不依賴龍頭產業，真正促進這些產業的發展。

例如，在《吉林報告》(征求意見稿)中，我們提出，軌道交通、新能源和航空航天等動力產業面臨難得的市場契機(中國鐵路“十三五”期間投資達4萬億，未來3年軌道交通投資達1.6萬億，而動車后市場約2000億規模；根據相關分析，到2025年，中國新能源汽車銷量將達汽車總需求量的20%，目前僅為0.3%；到2020年通用航空飛機需求量將達10000架，產業規模約15000億)，未來發展前景良好，而吉林省擁有一定的工業基礎和動能優勢(擁有軌道客車基地，鋁型材和碳纖維等配套產品和新型材料；遼源擁有一定的動力電池生產制造基礎，比亞迪在吉林市投產云軌；“吉林一號”等小衛星群的研發生產制造，擁有航空飛機制造和維修類企業以及航天服務和技術人員培訓學校等，工業中有15個行業可以與航空關聯接軌等)，可以疊加一個軌道交通、新能源和衛星航空航天的移動裝備產業集群，輔之以精密儀器與裝備和“專精特新”裝備，以及服務于大農業、大健康和現代輕紡產業的先進農機裝備、醫藥健康與體育運動裝備、機器人和智能制造裝備的現代裝備產業集群。

“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

經濟的發展，一方面需要能夠正確體現資源稀缺性的價格信號，也就是需要充分競爭的有效市場；另一方面，為了產業升級和多樣化的需要，必須處理好先行者的外部性問題、解決好完善軟硬基礎設施的協調問題，這就需要有為的政府。我們從未否認有效市場的作用，但同時我們也強調發揮有為政府的作用。

至于上海財經大學田國強教授認為報告沒有論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的問題，可能其存在一定的誤讀。事實上，我們在報告里專列一章來說明“助推五大產業集群譜系壯大的五大推手”，從企業培育、招商引資、投融資與產業引導基金、要素聚集與雙創、宣傳推廣與跨區域合作五個方面來促進企業培育和產業發展，就是為了給企業發展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我們主張結合具體的產業發展來討論對應的制度改革的針對性舉措，而田教授卻是抽象籠統地論述改革與制度，并且他將我們這種寓制度改革于產業升級與結構轉型過程，邊發展邊改革，改善制度與提高經濟同時共進的主張錯誤地解讀為不重視市場化改革，令人感到有點遺憾。

再一個，按照新結構經濟學中的有為政府的定義，政府要真正考慮：為什么本地配套率比較低？為什么外地企業不愿意去投資？為什么去了的又要離開？政府做了些什么限制了外地企業來投資？如何把這些制約因素消解掉？

一個有為的政府就要敢于把政府不該管的手拉回來，把現在存在的不合理障礙掃走，簡政放權，真正發揮服務型政府的作用，做好道路交通等硬的基礎設施和法律、金融等軟的制度環境的建設，消除企業投資被“吃拿卡要”“JQK”(是指“新官不認舊賬”)的疑慮，切實降低企業的交易費用。

“借他山之石，謀本地產業發展”，吉林省可借鑒其他地區的發展經驗，因地制宜地用于吉林省的產業發展上。例如，近些年來黃奇帆為促進重慶市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的招商引資經驗，除了全面了解本地的發展優勢，促進基礎設施等配套體系的建設，還強調要懂得產業發展專業知識和發展規律，使用產業鏈、產業集群招商，“用產業鏈的延伸集聚相關項目，形成上中下游到點到線再到面的滾動效應和集群效應”。

又如，龍泉市為吸引汽車配套產業銷售人員回鄉創業，促進汽車零部件產業的發展，實施兩次“回歸工程”戰略和“品牌強市”戰略，解決當地多山工業用地少的問題、企業做大后的融資問題、園區企業“兩證”問題和環保消防問題、科技支撐和技術合作問題等，使汽車零部件(空調)產業從僅2000多萬元發展到2006年的10億元和2016年的55.9億元，當前其汽車空調管路和接頭產量就約占了全國總產量的90%，環保型平行流冷凝器、蒸發器出口量占了全國此類產品總出口量的50%以上。

幸運的是，我們明顯看到吉林省已經意識到軟硬基礎設施的問題，并在做出努力。根據統計公報數據，2016年，吉林省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僅有22.74億美元，占全國1260億美元的1.8%，但比前年增長了6.9%(同期全國增長4.1%)；實際利用外省資金7649.36億元，增長了12.0%。2016年吉林省進出口總額1216.91億元，占全國243386億元的0.5%，比上年增長3.8%(同期全國下降了0.9%)。2017年春季吉林省新開工的招商引資項目182個，投資總額1480億元，其中產業類項目占82.42%。據統計，今年吉林省要重點推動簽約229個招商引資項目，合同引資總額3103億元，其中，正在洽談的122個，達成意向的48個，簽訂協議的59個。

關于東北經濟發展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種體制說、文化說、氣候說、地理位置說、歷史遺留說法等等，也許各有道理，但是我們建議大家不僅指出問題所在，更要分析提出解決之法。不給出政策建議，只進行簡單的情景分析與預測估計，并不能真正地解決問題。

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經濟發展的本質是生產率的提高，生產率的提高包括兩種形式，一是現有產業不斷技術創新，每個勞動者能夠生產出更多的東西；二是不斷涌現新的、附加值更高的產業，從而資源要素從附加值低的產業向附加值高的產業重新配置，也就是產業轉型升級。新結構經濟學在指導地方政府的產業政策上仍處于摸索階段，我們對合理的經濟政策討論持開放態度，也歡迎大家提出批評和建議，希望能夠真正促進地方產業轉型升級，為東北經濟乃至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提供智力支持。

(作者系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員，《吉林報告》課題組成員。作者感謝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中心的林毅夫、王勇、王歆、夏俊杰、江深哲和楊子榮等學者的意見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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