搶劫案案發于2010年5月，先行被抓捕歸案的李一權和鄒鵬誣陷稱汪超也參與了搶劫。2012年秋天，汪超被捕，被以搶劫罪判刑5年4個月，其之后的上訴、申訴均不斷被駁回。

直到5年后，該搶劫案的最后一名嫌犯易禮明被抓捕歸案時，“汪超并未參與搶劫案”的真相才在重審的庭審現場被承認。2017年4月，汪超被無罪釋放。

30萬元精神損害撫慰金，約43.29萬侵犯人身自由賠償金等共計約73.88萬元——這是汪超向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廣州中院”）提出的國家賠償申請，代價是汪超被無罪羈押的1672天。

莫名多出的“作案人”

根據廣東省增城市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增城法院”）一審判決書，廣東省增城市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增城檢察院”）指控，2010年5月5日21時許，汪超伙同李一權、賀中和、鄒鵬、易禮明等五人，經商量策劃，攜帶刀具、透明膠帶等工具，從廣州市海珠區瑞康路中大布匹批發市場，以租車為由，將被害人劉某斌誘騙至增城市新塘鎮某地，他們以到站為由騙劉某斌停車，隨即使用毆打、捆綁的方法將劉某斌控制，后一伙人將其搭載至仙村出口附近丟棄，搶走其一輛價值4.3萬元的長安牌小型汽車、一臺國產手機和3000元現金。之后李一權、賀中和及鄒鵬將車輛燒毀。

案發后，李一權、鄒鵬、賀中和三人相繼被抓捕歸案，李一權和鄒鵬供述稱汪超也參與了搶劫。2012年9月20日，汪超也被抓捕歸案。至此該案最后一名嫌犯易禮明尚未歸案。

自始至終，汪超都堅持否認自己曾參與搶劫。其辯護律師羅放清為其做無罪辯護，稱同案人李一權和鄒鵬說汪超參與搶劫的供述并不真實，且自相矛盾。

據判決書，李一權供述稱， 2010年年中，在東莞市賀中和所租的出租屋內，賀中和提議搶一輛車回來方便日后搶劫，他表示汪超與自己、鄒鵬、易禮明5人都在現場，并同意了搶劫計劃。

他稱，兩天后，5人一起乘車去廣州市區一個皮料市場，由賀中和與鄒鵬、汪超一起在附近商店買了兩把刀和一卷封口膠，之后由易禮明和汪超租來被害人劉某斌的長安之星面包車。但他之后又稱，記不清具體是哪兩個人先去租車，但確定汪超當時就在車上。

到了新塘收費站出口后，李一權讓被害人停車，和鄒鵬、易禮明、汪超一起動手按住被害人，并拿出水果刀頂住，后將其捆綁并封口。之后李一權打電話給賀中和，30分鐘后賀中和趕到并將該長安之星開上高速路，不久，便將被害人丟在路邊開車逃跑。后擔心暴露將車輛燒毀。

鄒鵬也同樣供述，由賀中和提議搶車，包括汪超在內的五個人參與了搶車。鄒還稱，是由汪超壓住司機的腿，幫助捆綁，搜出了3000元現金。鄒鵬稱，自己與綽號“阿旺”的汪超在老家就認識。

但賀中和的供述卻與鄒鵬、李一權的供述并不一致。在他的供述中只有4人，并沒有汪超的存在。

他表示，他在東莞時，突然接到李一權的電話，讓他去增城市新塘鎮幫他們開車，“因為他們都不會開車”。賀中和表示，自己打出租車到案發現場時，只看到李一權在面包車旁，而綽號“黃毛”的鄒鵬和綽號“三兒”的易禮明坐在車的后排，副駕駛位和司機位都沒人。

賀中和稱，幫他們把車開出幾公里后，李一權讓鄒鵬和易禮明拉出雙手被反綁的司機，丟在了路邊，之后賀中和將車開走。他表示汪超“沒份參與”，后在庭審中解釋稱，在趕到案發現場時并沒有看到汪超。

針對賀中和的供述，羅放清律師認為，賀中和抵達案發現場時已接近凌晨，汪超不可能在賀中和到達前先行離開，且賀中和的4次供述和辨認筆錄都證實汪超沒有參與搶劫。但增城法院一審判決認為，不能從賀中和在現場未看到汪超的供述就得出汪超不在現場的結論。

汪超解釋，案發時自己并不在東莞，是后來在廣州天河一家電子廠上班期間，與易禮明喝酒的過程中，才聽他提起了易禮明與賀中和、李一權、鄒鵬4人剛剛搶了一輛面包車的事。

被害人劉某斌的陳述也與李一權、鄒鵬的供述并不一致。根據被害人劉某斌的陳述，先是由兩名男子來租車，經過橋下時又上來一名拿黑色袋子的男子，搭載這3人往新塘走，后他被后排男子攬住脖子并被以刀頂住。其中一名男子由于未能將車開走，就打電話叫人，30分鐘后又來一名男子駕車，之后被害人被扔下。在被害人陳述中，參與搶劫的人先后共有4人，而在鄒鵬和李一權的陳述中，卻變成了5人。

“說明這5個人里肯定有一個是被冤枉的。很明顯，汪超就是那個被冤枉的人。”羅放清律師說。

最后一名嫌犯歸案后的反轉

盡管被害人陳述與鄒鵬、李一權等作案人供述，在上車人數、被動手控制等細節上不一致，一審判決卻認定，汪超伙同李一權等人參與搶劫小面包車的犯罪事實是清楚的。

判決書顯示，公安機關根據李一權的供述提供了汪超、鄒鵬的照片給被害人辨認，被害人辨認出汪超是一開始租車的兩名男子之一，稱其搶劫時坐在副駕駛位的后面，此外還辨認出鄒鵬，卻未辨認出李一權。羅放清認為，存在被害人將與汪超有些相似的李一權誤認為是汪超的可能。

在汪超歸案后再次辨認時，被害人明確指出汪超是一開始前來租車的兩名男子之一。而對此，羅放清律師則明確指出，辨認時距離案發時間已經近3年之久，且公安機關提供給被害人辨認的照片存在誘導被害人辨認的嫌疑。“提供給被害人辨認的照片里，只有汪超是穿著囚服，很明顯的背景墻，很容易被認為是犯人，應該列為非法證據。”

羅放清律師認為，該案中，可以證明被告人汪超參加搶劫的所有證據，并未形成完整的證據鏈，也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被告人汪超在案發現場。原審法院認定，被告人汪超犯搶劫罪，并沒有做到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但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2014年1月24日，增城法院以搶劫罪判決24歲的汪超有期徒刑5年4個月，并處罰金5000元。

汪超不服，提起上訴。同年6月，廣州中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汪超的父親汪雙春向廣州中院提起申訴。2015年6月，申訴被駁回，理由是“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

汪雙春繼續向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廣東高院”）申請再審。2016年5月，廣東高院作出《再審決定書》，一個月后撤銷了該案一審判決、終審裁定，將該案發回增城法院重審。

此時，隨著最后一名嫌疑人易禮明歸案，案件出現巨大轉機。

過去5年間，汪超不是沒期望過這位朋友主動投案說出“汪超沒參與搶劫”的真相，但“他也擔心嘛，他不敢。”直到重審結束，汪超被告知，“易禮明把事情都說出來了。”

在增城法院重審汪超案的庭審現場，易禮明作為同案犯出庭。羅放清律師通過多次交叉詢問易禮明關于案發現場的諸多信息，易禮明證實，該案作案人數只有4人，與被害人當時的陳述相吻合，同時他證實汪超并未參與搶劫，推翻了李一權和鄒鵬之前對汪超的指證。

增城檢察院認為指控汪超搶劫罪一案，因證據發生變化，以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決定對汪超撤回起訴。今年4月14日，增城法院裁定準予增城檢察院撤回起訴。3天后，增城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書》。汪超當天被無罪釋放。

“我到現在都想不通，他們為什么要誣陷我。為什么要把我拉進來。我跟他們真沒什么過節。”汪超說。

被切斷的這五年

從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時，汪超整個人都是蒙的。“就這樣把我放了，連一句話都沒有？把我關了5年，進去是一張紙，出來也是一張紙。” 汪超有些茫然，自由了，卻不知道做什么。

2006年左右，僅讀到初中的汪超隨父親到東莞打工。年少輕狂的年紀，汪超的朋友很多，“電話整天不停。”在電子廠打工時，因賀中和召集了幾個同鄉，汪超與同鄉李一權、鄒鵬等六七人聚在一起。由于賀中和想盤一家商鋪，汪超曾與李一權、鄒鵬等人短暫地住在一起，但一個月不到，汪超便被李一權“打發走了”。搶劫案便是在此期間發生。

2012年汪超到一家模型廠打工。因“參與搶劫”被抓時，他正在工業園區里忙著收貨。“警察說我參與了搶劫案，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情況。”

對于一場“完全沒參與過的搶劫”，汪超以為自己很快就能出去，沒想到一關就是5年。

被抓時，汪超只有24歲。得知兒子被抓后，汪雙春獨自調查，到處找親友打聽，為證明案發時兒子不在東莞案發現場，他找遍汪超的朋友，卻沒能找到替他作證的人。“他有朋友跟我說他當時不在東莞，但一說到作證就都離得遠遠的。”

因為汪超被抓，汪雙春一家連續幾年沒回湖南華容縣的老家，“心里難受，雖然知道兒子是冤枉的，但被抓了也覺得沒面子。”

汪超在看守所被羈押的近兩年時間，見不到任何親友。一審判決后被轉至廣東省懷集監獄服刑，家人才得以第一次探望。汪雙春從100多公里外的東莞第一次找到兒子所在的懷集監獄，“花了兩天時間”。

一邊做著每月3000元的工，汪雙春一邊堅持每一兩個月看望一次汪超，為他申訴。面對父親的鼓勵，汪超幾乎每次都保持沉默。“到后期，他不抱什么希望了。”汪雙春說。

失去自由5年，對汪超來說，成了簡歷上難以填寫的空白。“我現在跟我朋友都不是一個起跑線了，看到招工廣告不敢報名，因為沒法解釋過去5年這段空白。”當年和汪超一起在模型廠打工的朋友，如今已進了管理層，每月收入近萬元。被無罪釋放4個月，汪超至今尚沒有固定工作。“以前的技能都做不了了，手腳反應不過來。”

剛出獄的汪超，躺在床上整夜整夜地睡不著，窩在家里盯著手機，以前響不停的手機，如今幾天不響一次。在汪雙春的說服下，汪超重新去技校學電工和空調維修，開始接點私活。但在旁人眼里，汪超的時間幾乎定格在了5年前，“教了微信，剛剛學會用”，“坐地鐵稍不注意就會繞迷路”。

在向廣州中院提出的國家賠償申請中，汪超不僅請求賠償包括侵犯人身自由賠償在內的共計約73.8804萬元，還要求廣州中院在媒體上公開國家賠償決定書予以道歉和恢復名譽。

對于汪超的國家賠償申請，廣州中院已進行了公開聽證。但對汪超來說，被羈押的1672天是金錢難買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