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暑假，上海的2000多名職工實現了“帶娃上班”的“小目標”。上海市總工會巡視員何惠娟介紹，職工親子工作室在全市職工需求集中且有條件的機關、企事業單位、園區、樓宇中，按照企業主導、工會牽頭、社會參與原則，發揮單位優勢開展職工子女晚托、暑托、寒托等各類形式的托育服務。（8月15日中國青年網）

開展各類形式的托育服務，解決兒童的監管與教育之困，體現了對職工的人性化關懷，提升了職工的幸福感和歸屬感，值得點贊。

放暑假后，一些職工的孩子無人監管，更無人教育；特別是二胎政策放開后，越來越多的“二寶寶”的監管與學前教育問題讓不少雙職工家庭犯難。為了監管與教育孩子，一些女職工不得不選擇辭職，這對個人的職業發展和企業的人才培養都不利。如果能夠提供托育服務，不僅能夠解決職工的后顧之憂，為職工增加保障福利，而且能夠鼓勵更多女性走出家庭堅守職場，讓女性發揮半邊天的作用，從而提升女性的地位。

事實上，托育服務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十分興旺，也深受職工們歡迎。時下，對這種托育服務，一些教育專家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也十分關注。如去年，國家衛計委主任李斌在全國“兩會”上曾提出建議，鼓勵以社區為信托舉辦托兒所，鼓勵女職工集中的單位恢復托兒所。這說明，開展托育服務，是民心所向、民事所需。而作為政府部門，應該是“民有所呼，我有所應”。而今，上海開展各類形式的托育服務，為各地帶了個好頭。如果各地能夠行動起來，則善莫大焉。

當然，要求各單位開展托育服務，舉辦托兒所，肯定存在不少困難，對于企業來說尤其如此。這就需要為此大開“綠燈”，比如，在辦證、房屋設施、面積要求、周邊交通等條件方面適當放寬，并納入惠民辦學的政策補貼范圍；或者通過稅收減免、教育費附加、財政補貼等方式，鼓勵各單位特別是企業興辦托兒所；或者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鼓勵各社區興辦民辦托兒所，為兒童健康成長保駕護航。畢竟，孩子多一份安全，家庭就多一份安寧，社會就多一份和諧，從這個角度上講，地方政府不能當“甩手掌柜”，理應承擔起未成年人保護的社會責任。

據國家衛計委相關人士介紹，目前，我國符合二胎政策的夫婦有9000多萬對，到205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增加3000萬左右，一些年輕家庭將陷入“生得起，養不起”的困局。這種“養不起”不是經濟上的，而是無人監管與教育孩子。對兒童的監管與教育問題不是小問題，也不單單是家庭問題，必須未雨綢繆，早做安排，否則付出的成本與精力可能會很大。從這個角度講，上海市讓職工“帶娃上班”的做法，開了個好頭，值得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