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一則極簡的新聞，說浙江泰順竹里鄉有座書院，以能背誦30萬字中西文化經典為基本招生條件；再佐以若干張圖片。以其過簡，便檢索了一下他們的“學制及招生簡章”，發現背誦還伴以苛刻條件：“每本經典皆需整本通背、連背，背誦時咬字清楚，語速以可辨字音為準。連背之標準，以全本順暢為佳，若有錯誤或停頓十秒以上，可提示，每五千字至多提示一次，每一萬字再加一次為通過。如《老子》五千字，可提示一次，《論語》一萬五千余字，可提示三次加一次，為四次，以此類推。”從他們將“背誦”視為“學力”這一點似不難推斷，此基本條件比拼、推崇的實際上就是記憶力。

記憶力好，從來都是國人津津樂道的一項本領。過目不忘、過目成誦早成了成語。《晉書·苻融載記》云，苻融“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王粲是誰呢？“建安七子”之首。《三國志》載，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于是“背而誦之，不失一字”。《嘯亭續錄》云齊次風，“貌清癯，村俗之狀，見于眉宇。性強記，誦《十三經注疏》，不遺一字”。《郎潛紀聞四筆》云徐乾學，甚至能“橫閱碑文”。前人解釋不了這種超強的記憶力所從何來，便歸結為神秘力量的庇護。唐朝張說當宰相的時候，“有人惠說二珠，紺色有光，名曰‘記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

如今提及陳寅恪、錢鍾書諸先生，即便是相熟的友朋，也不免驚詫他們的記憶力之強。金岳霖先生回憶，有一天他到陳寅恪先生那里去，有學生來問一個材料，陳先生說：“你到圖書館去借某一本書，翻到某一頁，那一頁的頁底有一個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舉出來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線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古人有這種本領的也很多。《墨客揮犀》載，北宋目錄學家杜鎬“博聞強記，凡有檢閱，先戒小吏某事在某書第幾行，取視無差”。北宋歷史學家趙彥若也是這樣。有一回，“館中諸公方論藥方，有一藥不知所出，雖掌禹錫大卿曾經修《本草》，亦不能省”，這時有人說問趙彥若吧，果然，彥若對曰：“在幾卷，附某藥下，在第幾葉第幾行。”

必須承認，那些卓有建樹的學者往往都有天才般的記憶力。如清朝學者錢大昕那種著名的不用說了，王國維次子王仲聞先生一直寂寂無聞，新近讀到不少人士的回憶，知道這位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華書局臨時工，竟是《全唐詩》的審訂者、《全宋詞》的修訂者！凡是有關唐、宋兩代的文學史料，尤其是宋詞、宋人筆記，只要向他提出問題，無不應答如流，甚至一個普通作者的一句普通宋詞，他也能寫出全文！至于相熟的人們戲稱之“宋朝人”。不過我們都應當清楚，對前輩學人而言，單純的記憶力卻也僅僅屬于雕蟲小技，他們杰出成就的取得，端在于治學方法。不少人刻意強化錢鍾書先生“照相機般的記憶”，楊絳先生便曾撰文指出，他本人并不以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讀書，肯下功夫，不僅讀，還做筆記；不僅讀一遍兩遍，還會讀三遍四遍，筆記上不斷地添補，所以他讀的書雖然很多，也不易遺忘。錢先生的筆記手稿，商務印書館2011年將中文部分影印成了20冊，2015年將外文筆記影印成了48冊，洋洋大觀。因此，我們看待前輩學人，不要一味盯著他們先天稟賦的一面，更要看到他們后天刻苦治學的一面。盲目地推崇他們的記憶力，無異于舍本逐末。

泰順這家書院辦了多久，成效如何，我們一概不知，媒體津津樂道的單只背誦這道門檻，恰恰遺漏了人們應該知道的東西。我不是存心要潑冷水，但想提醒一下，把記憶力看得無比重要，入學后又是“以自學為主”，小心培養出來的只是“兩腳書櫥”。■潮 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