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9歲的西安市民吳琪榮，曾經是一位歷史老師，工作中他愛上了古錢幣收藏。26年前，西安警方在辦案中將吳琪榮的7295枚古錢幣以及古銅鏡、印章等135件物品全部“暫存”以后就沒有了下文。為了找尋這些古錢幣，出版一部錢幣研究的專著。吳琪榮前前后后奔波了26年,一直沒有打聽到這些物品的下落，那么這七千多枚古錢幣去哪里了呢？（澎湃新聞7月27日）

苦心“收藏”多年的古物件被警方“暫存”26年，一直沒有得到說法，當事者自然著急。然而，也須指出，按照吳琪榮自己所稱，這些物件“一部分是在錢幣市場上買的，一部分是在農村收的。”事實上，他在當年確實已經涉嫌違法，這些古錢幣若是經鑒定為文物，則確實需要被沒收。

198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規定，“私人收藏的文物可以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門指定的單位收購，其他任何單位或者個人不得經營文物收購業務。” “未經文化行政管理部門批準，私自經營文物購銷活動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給予警告或者罰款，并可沒收其非法所得或者非法經營的文物”。

可見，公民個人是可以擁有文物的，但是卻不能向其他私人進行出售或收購，若是出售或者購買文物，則將承擔包括沒收非法經營的文物在內的法律責任。而另一方面，相關法律也體現出當地警方在執法過程中，的確存在著實體與程序錯誤。

首先，在前述情形下，公安機關并沒有直接沒收文物的權力，相關處罰權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公安機關需要將相關材料轉移到有權部門作出處理。其次，罰沒的只能是被明確確認為文物的物件，而古錢幣及其他物件顯然并不一定都是文物。最后，警方僅僅給了吳琪榮暫存收據，而至今并沒有給吳琪榮任何實體處理結果。

我們不得不質疑，這些古物件究竟去哪里了？警方到底有沒有按照自己所說的給了文物局？在此期間，執法者有沒有將暫存物品占為己有？這些問題已經不僅僅關乎吳琪榮的個人利益與權利，更關乎文物保護、執法清廉等公共利益。

或許這起事件發展到如此境地有著在當時歷史背景下，執法者法治意識不高、不尊重被執法者權利等因素，但在建設法治國家的當下，我們有必要通過法治思維、法律途徑來解決這起事件。

當地相關部門有必要組成聯合調查組，結合當年的筆錄、卷宗以及吳琪榮掌握的材料，對于“暫存”財物的去向；“暫存”財物的定性；對“暫存”財物的最終處理結果；是否存在徇私枉法；是否需要追究相關人員的責任；是否有必要對吳琪榮進行國家賠償；賠償的范圍等問題給出明確結論，給吳琪榮一個遲到的法律交代，也給公眾一個合理合法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