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晶晶曾在《三聯生活周刊》中《文人收藏》一文中說到，清末民初收藏者的主體，是“亦官亦藏”的文人群體，他們對藏品重視來源、流傳，藏品多經考證，或題記，或鈐鑒藏印。將收藏與學識相貫連，成為碩學鴻儒樂享其間的雅事。無獨有偶，收藏家韋蔚編寫的《近代收藏家名錄》中共列入300人，雖不全，但可作為重要的參考依據：在近現代尤其是民國時期，其中官員出身的54人，商人背景的97人，人數最多的是文人包括藝術家共有167人，占了一半以上。

綜合上述兩個材料，至少給我們傳遞了這樣幾個信息：一是文人收藏自古有之，明末清初尤甚；二是與“商人收藏”、“市民收藏”的市場增值思維不同，“文人收藏”其更重視“藏品來源、流傳，藏品多經考證，或題記，或鈐鑒藏印”；三是“文人收藏”總是“將收藏與學識相貫連，成為碩學鴻儒樂享其間的雅事”。

在過往的歷史上，“文人收藏”能夠成為一道亮麗的人文風景線，必然還有其中深層次的原因。比如，當時的文人頗受社會尊重，因而其收入也相對穩定，他們似乎更有條件收藏；比如，文人之間雖然存在“文人相輕”的情況，但并非說所有文人都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不少名家、大師之間的交流以至贈送藏品的故事還是經常發生的；再比如，與當下的收藏品價格相比，其時的藏品價格要低許多，于是客觀上也就為“文人收藏”降低了門檻；又比如，文人玩收藏因見多識廣，盡管當時也有贗品，但在他們的“火眼金睛”面前，那些假冒偽劣的藏品何以不露出馬腳、落荒而逃？

如果說，價格因素是刺激“文人收藏”的必要前提和條件的話，那么，來看一下當年名家名作、大家大作的價格，你便會對當年名家名作、大家大作被紛紛收藏的境遇恍然大悟。6月19日晚，黃賓虹巨制《黃山湯口》以3.45億元成交，創其個人作品最高成交價。據陳國林撰文，1952年的時候，黃賓虹的畫才買1元錢一幅，普通工人一個月工資可以買好多幅。直到1977年，王雪濤的畫12元一平尺，李可染是15元，他拿著陸儼少的畫去榮寶齋，給出的價格是8元一平尺。上世紀80年代初，天安門前的國家博物館（原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外賓服務部”，吳作人的潤格是一平尺5元錢，李可染8元，劉炳森6毛、8毛錢。1981年，從香港回來的許化遲，僅花20多萬港幣就買下了外賓服務部的全部畫作，超過9000張字畫，包括齊白石、張大千、李可染、吳作人、蔣兆和等人作品。上世紀70年代，像李可染、吳作人、蔣兆和，當時收購價都是45塊錢一大幅，齊白石才賣10塊錢一尺。另據李涵教授回憶，1954年冬，當他還是14歲的懵懂少年，就喜歡到北京王府井的和平畫店看畫。店里的畫有60%是齊白石的作品，大概20%是徐悲鴻的，還有傅抱石、陳半丁、王雪濤等人的作品。齊白石的畫多半是豎軸，價位也就20或30元一幅。他清楚地記得，一幅三平尺的豎軸牽牛花，葉子上加一只寫意螞蚱，標價是20元。徐悲鴻的畫馬和牛比較多，一幅畫的價格在60至70元左右，其中有一幅大畫《翠竹仕女》標價110元，算是當時店內最貴的畫了。如此價格，也難怪其時的“文人收藏”是那樣風生水起了。

事實上，正是因為“文人收藏”，像吳湖帆、徐悲鴻等一大批文人為國家搶救性地保存了一大批極其可貴的藏品，并通過他們的研究和學識，為后人研究歷史、傳承文化、創新藝術提供了無可替代的重要見解和基礎條件。據故宮博物院副研究館員羅隨祖介紹，19至20世紀之交，在中國文化史上，出現了五大發現：殷墟甲骨、西域簡牘、敦煌文書、內閣大庫檔案、少數民族文字史料的陸續發現，改變了近代中國文化的進程，同時也促進了新一輪的收藏熱潮。假若沒有“文人收藏”，失卻上述“五大發現”，我們古文明的歷史又怎么大大向前推進？我們的文化藝術又何以向世界展示更璀璨迷人的魅力？自然，失卻了“五大發現”也無以刺激和調動起文人們的收藏積極性，而沒有文人收藏的積極性，令“文人收藏”式微，那么，就難以保存下如今這么多不可復制、珍稀萬分的寶貴藏品。自然，“文人收藏”也為一些藝術家們自我成為大師級的藝術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藝術涵養。

而今，要再重現昔日“文人收藏”的風光，已然不易，但是學習文人收藏之法，我們還是可以作點努力的。比如藏家個人要加強對藏品知識的學習積累，不要將眼睛盯在物質價值上，而要將目光更多聚焦于藏品本身的歷史、文化和藝術價值上，并盡可能把它弄懂弄通，以至“將收藏與學識相貫連”，并成為藏友之間共享互樂的一件雅事。

學習“文人收藏”，對于藝術家們而言，也要為大眾收藏開些必要的綠燈，讓低收入的藏家也有機會參與名家低價格藏品的收藏。想起我的老朋友，收藏家、書畫家婁國良曾經以100元錢收藏著名畫家葉淺予畫作的故事：上世紀80年代，葉淺予大聲疾呼：壓低畫價，開辟國內市場，保護中國畫藝術。他還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希望訂出措施，控制外流；他多次向畫店建議設立內柜，以低價供應內賓。為此，他以身作則，并對外宣示：三年之內，賣畫不提價，如有私人愿意收藏，他愿低價售出。他強調說：“要是普天下都向錢看，那生命的意義就歪曲了。”愛畫者聞之，自是奔走相告，可在將信將疑里又怎敢冒昧以求？其時，尚在浙江上虞劇團工作的婁國良，初生牛犢不怕虎，竟郵寄百元斗膽求畫。讓其始料未及的是，老畫家一言九鼎，立馬郵上一幅新作。為此，婁國良致函深表感佩：“要不是您主張和力行壓低畫價，我是不可能得到您的畫的。藏畫于民，流傳于民間應是畫家的快事。流入民間的畫如種子入土，如地層下的礦藏……”婁國良可謂是老畫家的知音，從此以后，婁國良不僅加大了對收藏的投入，而且還開始涉足中國書畫的創作。據說，爾后又有多人效步，葉淺予都一一予以滿足。其實，讓經濟收入低微但喜愛名家藝術的藏家，也能夠過一把收藏癮，進而來開拓國內市場，涵養廣大群眾的藝術欣賞素質，推動中國藝術的可持續發展，不也是藝術家們的一種責任嗎？

“文人收藏”，說到底，是“中國文化藝術系統有序的保存與傳遞的一個重要形式”，作為一種精神生活，其的孕育及其發展的背景，當是人們物質滿足以后，精神上的文化自覺。而今，之所以漸行漸遠，是因為受到了“投資心態外加市場助力”的作用。于是乎，那道曾經的風景也就如“心底時時泛起的溫暖人心的文化波瀾”永遠橫亙在了人們的記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