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最高檢下發通知，明確要求今后在審查逮捕工作中不再適用已出臺11年且備受爭議的“附條件逮捕”。

所謂“附條件逮捕”，是指對現有證據所證明事實已基本構成犯罪，認為經過進一步偵查能夠收集到定罪所需證據、確有逮捕必要的重大案件犯罪嫌疑人，經決定可以批捕。這意味著，檢察機關決定附條件逮捕時，已有證據可能尚不能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

因此，“附條件逮捕”自誕生起就伴隨著爭議。雖然官方解釋是為了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為公安機關繼續偵查贏得時間，但在一些專家學者看來，這一規定降低了逮捕標準，有悖“少捕慎捕”“疑罪從無”原則。

而關于逮捕標準，《刑訴法》早有明確規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施逮捕的前提條件是“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 

這一逮捕標準，因11年前“附條件逮捕”規定的出臺被開了“口子”。

2006年，最高檢檢委會通過《人民檢察院審查逮捕質量標準(試行)》，其中提出“附條件逮捕”相關規定。

據新華社報道，由于多種原因，附條件逮捕規定在適用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如對“重大案件”的范圍不明確，尺度不一，有的地方對輕罪案件也適用附條件逮捕，存在“以捕代偵”的問題。

針對這些問題，隨后的2013年，最高檢印發《關于人民檢察院審查逮捕工作中適用“附條件逮捕”的意見(試行)》，對附條件逮捕的適用標準作出了進一步明確。

■ 焦點

11年來備受爭議 實踐中很少適用

“附條件逮捕”自11年前出臺后就備受爭議，一些專家學者認為，規定有悖“少捕慎捕”“疑罪從無”原則。在司法實踐中也出現過“以捕代偵”的情況。

可以附條件不逮捕，不能附條件逮捕

對于這些爭議，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教授顧永忠告訴新京報記者，事實上“附條件逮捕”在實踐中用得很少，只是今年最高檢內部下發文件正式取消了。

顧永忠說，關于“附條件逮捕”的規定出自最高檢內部文件，其本意在于將沒有達到逮捕標準的有條件地逮捕進來，之后達不到逮捕標準再釋放，“可以附條件不逮捕，但是不能進行附條件逮捕。”

對于“附條件逮捕”存在的問題，顧永忠稱，這個名稱本身就暴露了問題所在，逮捕作為未決羈押的強制措施，是有嚴格條件的，按照法治原則應該堅持能不逮捕的就不逮捕，附條件逮捕顯然與這一原則相背離。

逮捕比較彈性，規定廢除與否影響不大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門金玲認為，逮捕是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是對公民基本憲法權利的干預，必須通過立法來規定誰有權批準和執行，刑訴法中對逮捕作出了規定，包括誰有權批準、逮捕條件等。而此前“附條件逮捕”規定的價值取向則是擴大、降低了逮捕條件，“提高對公民權利干預度的內容不應該被隨意規定。”

“這一規定其實一直沒有受到太多關注，是因為逮捕本身就比較彈性，一直掌握得比較寬松，規定廢除與否影響并不是很大”，同時也身兼律師一職的門金玲告訴記者，逮捕中有一個條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會再危害社會，“這個先決判斷很難做，所以逮捕適用率很高。”

門金玲結合自己的辦案經驗介紹，司法實踐中“附條件逮捕”適用并不多，“一般都會認為掌握的證據已經能夠證明犯罪、符合逮捕條件，很多情況通過擴大已掌握證據的證明力來降低逮捕條件，所以根本沒必要適用附條件逮捕。”

■ 對話

律師苗永軍

廢止規定反映國家推動法治進步決心

去年9月，內蒙古律師苗永軍在代理一起案件的過程中，因備受“附條件逮捕”困擾，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提出了對該規定的審查申請。

當得知“附條件逮捕”被廢止的消息后，苗永軍一開始不敢相信，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他說，這樣一項規定的廢止是挺大一件事，心里挺高興、挺激動的。

受困擾

案件當事人被“附條件逮捕”

新京報：為什么會關注“附條件逮捕”這項規定？

苗永軍：起因是代理的一起案件。2014年，一位當事人被“附條件逮捕”，在受理案件的過程中，發現這一決定對當事人一些訴訟權利造成了一定影響。

新京報：什么情況下想到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審查建議？

苗永軍：之后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我跟另一位律師在查閱資料過程中想到違憲審查的問題，開始認為“附條件逮捕”本身不對，因為它涉及對人身自由的限制，《立法法》規定對人身自由限制必須由全國人大立法。

但是一開始我們不知道往哪兒發力，后來想到了《各級人大常委會監督法》，其中第三十二條規定公民認為“兩高”作出的司法解釋跟法律相抵觸的，可以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審查建議。

不踏實

材料寄出后擔心法工委收不到

新京報：通過什么渠道把意見反映上去的？

苗永軍：意見材料是2016年9月23日提交的，我9月22日從呼和浩特坐夜車，早上7點多到了北京，然后直接坐公交到了全國人大辦公的地方。當時想提交材料，但是不知道具體送到哪里，到了之后發現進不去，也沒有傳達室。我在外面徘徊了一會兒，想起西單大廈下面有個郵局，然后就去了那里，把所有的材料郵過去了。

新京報：之后有得到什么回復嗎？

苗永軍：材料寄出去后一直沒消息，我心里不踏實的一個地方是信封上寫的“法工委辦公室”，擔心如果找不到這個辦公室人家就看不到了。到今年5月，有記者給我打電話，問我是不是提了審查建議，告訴我可能有結果了。不過一直沒看到公布，直到前兩天晚上看到有人轉發最高檢向各地發了通知，不再適用“附條件逮捕”。

挺激動

這項規定被廢止是挺大一件事

新京報：附條件逮捕對當事人或律師有什么影響？

苗永軍：首先我覺得和憲法規定的保障人權是沖突的，對于公民自由的限制應該有正當的程序，但附條件逮捕把刑訴法規定的逮捕條件和范圍擴大了，同時限制了人身自由，與《立法法》的規定也不符。當事人一些訴訟權利可能被忽視。

新京報：當時你什么反應？

苗永軍：我沒想到這么快就能有一個結果，確實出乎意料。剛得知這個消息時有點兒不敢相信。我以前也了解過，一些學者對這個規定也發出過反對聲音。這次把這項規定廢止了，我覺得是挺大的一件事情，心里還是挺高興、挺激動的。

這也說明我們普通律師對法治進步也做了一點工作，再有一個還能反映出，我們國家推動法治進步的決心是有的。我當時還擔心材料寄過去后會不會進行審查，現在看來這個工作是在做的。司法改革和依法治國在穩步向前走，超出我的想象。

“附條件逮捕”規定始末

作出規定

2006年8月17日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屆檢察委員會第五十九次會議通過《人民檢察院審查逮捕質量標準(試行)》，首次對“附條件逮捕”作出規定。

2010年8月25日

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一屆檢察委員會第四十一次會議通過《人民檢察院審查逮捕質量標準》。

明確標準

2013年4月19日

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于人民檢察院審查逮捕工作中適用“附條件逮捕”的意見(試行)》，進一步明確“附條件逮捕”適用標準。

意見從刑度和案件類型兩個方面對“重大案件”作出界定，規定可能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或者可能判處五年以上不滿十年有期徒刑但屬于危害國家安全和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暴力犯罪案件，故意殺人、搶劫、綁架、強奸、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死亡的嚴重暴力犯罪案件，毒品犯罪、走私犯罪案件等六種案件類型的，可以適用附條件逮捕。

要求廢止

2017年4月28日

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關于在審查逮捕工作中不再適用“附條件逮捕”》的通知，要求從即日起不再執行《關于人民檢察院審查逮捕工作中適用“附條件逮捕”的意見(試行)》，今后在審查逮捕工作中不再適用“附條件逮捕”。

本版采寫/新京報記者 王夢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