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阿典是一名差點淪為“階下囚”的失足大學生。3年后，他是一名致力于失足學生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師。阿典說，如果不是3年前檢察官做出的“不起訴”決定，他的人生可能是另外一個樣子。近年來，洪山檢察院建立健全大學生犯罪不捕、不訴風險評估機制，根據犯罪性質、情節、悔過表現等因素綜合評估，決定是否作不予批準逮捕、酌定不起訴處理。（7月2日《武漢晚報》）

阿典是小山村里的第一個大學生。為了湊齊父親的醫藥費，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偷走了室友的筆記本電腦變賣，后被告發。洪山檢察院在解阿典的家庭情況和犯罪原因后，做出不起訴的決定。

對于洪山檢察院的做法，有人表示支持“這是法與情的完美詮釋”，也有人提出質疑“設置不起訴大學生機制我認為不妥”。筆者認為，對于洪山檢察院“法與情”結合的行為，我們沒必要大驚小怪。

在談論法律時，我們往往將其與情理相對立，認為“法不容情”。事實上，法與情在法治中是相輔相成的。道德是法律的基礎，法律是道德的保障。法律是為鞏固和維護現實的社會秩序服務的，法理的背后必然是基本的倫理、常理、常情。司法執法部門在進行工作時，也必定會將情理列入考察范圍。

2009年鄧玉嬌基于自衛目的，刺死、刺傷鎮政府人員，湖北省巴東縣法院一審判決“有罪免處”。2016年于歡目睹其母被追債人侮辱，使用一把水果刀亂捅，致追債人一死三傷。2017年6月，“于歡案”二審，山東高院認為原判決量刑過重，改判于歡有期徒刑五年。

這些案例都體現了我國在依法治國的過程中，注重法理與情理的結合。因此洪山檢察院做出“不起訴”決定，沒什么大驚小怪的。

當然，法理與情理也有不一致甚至相悖的時候。法理與情理雖相輔相成，但還是有不少差別。情理不似法理有具體的條規可以遵循，往往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況且“法律是陌生人之間的游戲，情理是熟人、親人之間的處世準則”。比起法理，情理往往更容易受外界因素的影響，最終導致不公平現象出現。因此在進行法治工作時，司法執法人員要防止受情理道德綁架，堅定立場。

所以，洪山檢察院在給那些被逼鋌而走險的大學生改正機會的同時，也要防止某些大學生以“窮”等原因為由，進行犯罪，企圖逃過法律懲罰。

法理和情理，應該是辯證統一的。在追求法理時，不能忽略情理；在追求情理時，不能忽視法理。只有將情理法理相結合，才能帶給公眾一個“自由平等，公平法治”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