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教委公布《關于防治中小學生欺凌和暴力的實施意見》，要求各區、各中小學要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依法依規及時有效處置學生欺凌和暴力事件，建立健全應對突發校園欺凌和暴力事件的應急處置機制。北京市教委公布的《意見》中還提到，將采取多種措施強調教育懲戒威懾作用。

長期以來，由于學校不準對學生進行體罰和變相體罰，在教育教學的過程中，很多老師已不敢再對學生進行嚴格管理，甚至連正常的批評都變得奢侈，而是一味實行“賞識教育”。對嚴重違紀的學生，多是板子高高舉起，輕輕落下，輕描淡寫處理一下，以求息事寧人。這導致有些學生的不良行為習慣無法得到及時糾正，助長了他們的惡劣習氣，像校園欺凌事件屢禁不止就是例證。

事實上，任何一起校園欺凌事件都有一個從輕微到嚴重的發展過程。倘若老師能及時運用懲戒權，往往就能將處于萌芽階段的學生之間的矛盾扼殺于襁褓之中，起到防微杜漸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之所以“談懲色變”，是因為往往將懲戒等同于“體罰”。其實，兩者是有區別的。體罰是野蠻地以罰代教、以暴制暴，使之不敢再犯；懲戒是文明地以愛育愛、以善培善，使之不愿再犯。其實，歐美、日韓等國的法律法規都有關于教師懲戒權的規定。

教育懲戒權是個爭議話題，很容易招來質疑。這因為懲戒教育本身就是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關鍵在于懲戒的范圍、方式和尺度的把握，把握不當，沒有一個細化、翔實的規定，懲戒與體罰將處于一種模糊狀態，既不利于教師履行教育管理職責，也不利于維護學生的身心健康。此前，青島市政府發布地方性規章《青島市中小學校管理辦法》明確了中小學可以適當懲戒學生，但是對于如何“懲戒”仍缺乏明確的規定，自然也不便于執行。

近些年來上演的校園欺凌事件，或許正是懲戒教育缺位釀下的苦果。在“應適當賦予學校與教師懲戒權”呼聲日高的當下，北京、青島等地率先付諸行動，把懲戒教育寫在學校管理的規章上。對此提出反對意見的人并不多，只是希望進一步明確懲戒權的范圍、懲戒的方式、懲戒的度，以及明確恰當的懲戒方式，這的確非常必要。

一方面，要想使教師理直氣壯地使用懲戒權，那就將懲戒內容、懲戒方式細化，在設置懲戒手段時，要結合學校教育的實際情況進行，既要保證教育懲戒措施合乎法度、行之有效，堅持適度原則；另一方面，對于不同年齡段的學生要用不同的懲戒方式，比如小學生可以適用這幾種，中學生又可以適用其他幾種方式。明確了懲戒主體、懲戒方式、懲戒操作程序、懲戒的適用條件范圍、懲戒的度等，才不會出現“誤導”，也才能起到教育效果。

當然，僅僅明確懲戒范圍等內容還遠遠不夠，讓家長參與到懲戒之中，是破解懲戒被當成體罰或者變成體罰難題的重要思路。讓社會履行應有的社會責任，讓家庭扮演應有的家庭角色，兩者合璧，更有利于學生的成長、教育的提升。將教育懲戒權導入科學而合理的軌道，使之更具實用性與可操作性；進一步細化相關標準，厘清懲戒權的范圍、方式、力度。如此，方能使懲戒權既發揮出“因懲而戒”的威懾作用，又不傷及學生的人格與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