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縣位于甘肅省定西市西南部，地處隴中黃土高原、甘南草原和隴南山地的交界地區(qū)。秦統(tǒng)一六國前，即建縣制，西魏大統(tǒng)十年（544年）始置岷州。岷州衛(wèi)，在歷史上曾是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的州衛(wèi)之一。明初，岷州衛(wèi)成為河、湟、洮、岷防御帶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據(jù)點。隨著明代藏傳佛教在岷州地區(qū)的興盛，在明政府對藏傳佛教各派實行“多封眾建”的政策下，進貢中央的近邊番僧絡繹不絕。朝廷的封賞一方面使寺院的經(jīng)濟實力增強，另一方面也使當?shù)匕傩盏慕?jīng)濟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作為岷州歷史規(guī)模最大、聲名最顯赫的大崇教寺，成為岷州藏傳佛教發(fā)展的一個象征。

岷州“第二個衛(wèi)地”

佛教傳入岷州之時可溯及唐朝。唐神龍元年（705年），唐中宗敕天下諸州各置一大唐中興寺，唐景龍元年（707年）改為龍興寺。岷州歷史上著名大崇教寺的前身——靈鷲寺即建于此時。自唐代宗寶應二年（763年）岷州陷于吐蕃，歷經(jīng)唐末、五代，直到北宋熙寧六年（1073年），王韶收復岷州，在這三百年中，鄯、階、宕、洮、岷、文、秦、涇、渭等州悉數(shù)落入吐蕃，吐蕃部族逐漸遷入安多地區(qū)。至宋代，岷州早已蕃族云集。北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種諤倡修藏傳佛教寺院——廣仁禪院，今已無跡可尋，僅留下《新修岷州廣仁禪院碑》。除廣仁禪院外，宋代岷州還修建有報恩寺、普救寺、欽化禪院等。至明代，岷州成為藏傳佛教興盛之地，寺院激增，僧人數(shù)量龐大，受到朝廷敕封高僧人數(shù)在整個岷州歷史上絕無僅有。彼時岷州境內藏傳佛教寺院達360座之多，屬大崇教寺管轄即有108座，并由朝廷準許設立僧綱司，實行政教合一。其創(chuàng)建者班丹扎釋（當?shù)厝朔Q“后法王”）多次受命出使西藏、四川、青海等地，安撫、協(xié)調、處理宗教和地方事務。明清時期的佛教建筑遺存至今基本完好的現(xiàn)存10余處。明初岷州衛(wèi)就是河、湟、洮、岷防御帶上一個十分重要的據(jù)點。作為岷州歷史規(guī)模最大、聲名最顯赫的大崇教寺，被稱為“第二個衛(wèi)地”。

大崇教寺位于甘肅岷縣梅川鎮(zhèn)薩子山麓，清代《岷州志》載：“大崇教寺，在城東北四十里，宣德元年敕建，欽賜珠傘、棕橋、金印等物，猶存。”《安多政教史》一書中對大崇教寺歷史記載較為詳盡。大崇教寺原名隆主德慶林寺，俗稱東寺，是岷州高僧班丹扎釋于明永樂十三年（1415年）創(chuàng)建，當時規(guī)模較小，名聲不大，到宣德年間才得以大規(guī)模擴建壯大。“宣德三年，為了維修佛殿特賜敕書，命兩位大臣負責修佛殿的工程，又降圣旨派地方大小官員一百多名，部落大小土官二百名，各種技術人員一百一十名，軍人烏拉兩千零五人，重修故剎。擴建為宮殿式大佛殿，鐘、鼓樓房兩旁有抱廈廡堂六列，有天王殿、碑亭等，都飾以琉璃瓦和飛檐，還有廊房六十間。”寺內供奉有眾多具有藏傳佛教特色的佛像、菩薩、本尊、護法神像，還有漢文版《甘珠爾》大藏經(jīng)、哈立麻大寶法王像、佛塔、立體壇城、唐卡等。寺中的供品多為皇家所賜的精美用品，如金制曼扎、金燈、銀燈、水晶和瑪瑙寶瓶、銅香爐、幡、傘、華蓋等。“佛殿外圍有僧寮二百間，圍以大垣墻，院內鋪以石塊和轉。”大崇教寺的建筑風格完全采用了內地工藝，殿內供奉，充分體現(xiàn)了漢藏文化的交融合璧。

大崇教寺內部堂皇富麗，供藏著許多佛像和珍寶，整體布局氣勢宏偉，形如小城，分為前八院和后八院。大崇教寺擴建完成后，明宣宗特賜寺名“大崇教寺”，立碑紀其事，《岷州志》錄有全文。大崇教寺不僅本身規(guī)模巨大，而且還有很多屬寺，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寺院體系。從文獻相關記載中可知大崇教寺與安多其他藏傳佛教寺院不同，是在明宣宗的親自指導下進行的，是中央政府資助興建，因此規(guī)模宏大，氣度不凡，具有特殊地位。因皇家支持，該寺社會地位不斷提升，成為明代岷州藏傳佛教文化中心。大崇教寺地處邊陲，是連接朝廷和衛(wèi)藏的紐帶，寺中眾多的御賜之物，便是朝廷對其重視的見證。朝廷對大崇教寺的支持和擴建，除因岷州地處明代西北邊疆，藏族部落眾多，建造寺院能起到教化一方的功用外，還有特殊緣由，這與大崇教寺的創(chuàng)建者——岷州高僧班丹扎釋在明宮廷中的影響力是密不可分的。明宣宗大張旗鼓地支持擴建大崇教寺，亦是對班丹扎釋的重視、推崇和支持。

破敗中的輝煌遺跡

清朝時期，岷州地區(qū)藏傳佛教開始由盛而衰，僧人數(shù)量急劇減少。明憲宗成化八年（1472年），大崇教寺因火災燒毀過半，衛(wèi)卒由當時50人減少為10人。另外，從嘉慶年間開始，岷州地界戰(zhàn)火連綿不斷，白蓮教起義、回民民變等，很多寺院毀于兵燹。雖然寺院后又重修，但規(guī)模已無法與之前相提并論。到新中國成立前，岷縣大大小小的藏傳佛教寺院尚存36處。后歷經(jīng)多次政治運動，大多數(shù)寺院僧眾還俗，寺院破壞嚴重。1982年，黨和國家落實宗教政策后，先后開放了城關喇嘛寺、中寨郎寺、堡子洪福寺、西江法藏寺、梅川東寺、秦許龐家寺六座藏傳佛教寺院。

從整體上看，今天岷縣藏傳佛教已極端衰落了，有著上千年悠久歷史的大崇教寺更是今非昔比，主體結構也只剩下一座經(jīng)堂，偌大經(jīng)堂中，除了懸掛三世佛和宗喀巴大師佛像外，空無一物，距離經(jīng)堂不遠處，矗立著著名的“御制大崇教寺碑”。大崇教寺碑屬省級保護文物，明宣德四年（1430年）所建，碑文為御制詞臣沈粲所書。碑有左右二通，右漢文碑為沈手筆，筆法流暢，挺拔有力。左為藏文，筆法遒勁可喜，料西竺善筆者所為，大小造型，內容和漢文碑一致。碑身高大，邊線刻云紋，碑冠圓頂，篆刻“御制大崇教寺碑”，側面線刻兩龍相向。碑座呈束腰蓮花臺。兩碑各用磚石作洞形四門旁通的碑亭，碑立其中，免除風雨毀蝕，雖歷經(jīng)500多年的滄桑歲月，筆畫清晰無損，視之依然醒目。碑文共13行，每行36字，共463字。此外，經(jīng)當?shù)匚奈锕芾聿块T了解，大崇教寺現(xiàn)存留如下物品：

1．寺院過殿5楹，為抬梁式硬山頂，繪畫為密宗風格，系明代建筑。清代重建，長23．15米、進深8．1米、高8．5米。

2．明清、民國、新中國成立初期紙質執(zhí)照以及寺田收租等文書300余件。

3．象牙印1枚，印鈕為一蹲獅，印文為九疊篆：“灌頂凈覺祐善大國師”。受印人為沙加，先駐錫于班藏寺，在大崇教寺建設期間及建成之后，一直駐錫此寺并代班丹扎釋兼管寺僧之事。

4．清道光年間寺院主持后法王36代孫謄寫的明代撰寫的繡像畫文本《西天佛子源流錄》一部，明代文本。《源流錄》以圖文相結合的方式翔實地再現(xiàn)了“西天佛子”出生、拜師受戒、出使烏斯藏、舉行法事活動、放生布施、日常生產(chǎn)活動和數(shù)次受頒賜封號的史實經(jīng)過，詳細記錄了大崇教寺當時的建筑形式和僧人活動等真實景象。《源流錄》與《安多政教史》所載恰可互相補充，且更為全面，為研究大崇教寺歷史提供寶貴的資料。

5．山咀莊白塔。該塔是岷縣乃至定西市周邊市縣境內唯一殘存的一座明代古塔，是明朝宗教開明政策的實物見證，是民族和睦以及民族融合的象征，具有考辨歷史的研究價值。

6．約600米明代所筑的寺院圍墻；后八院大殿基址基本完好，柱石、琉璃磚、瓦殘件和大量石塊、石條等。

7．岷縣茶埠鎮(zhèn)圓覺寺和前川寺。這兩座寺院都始建于明代，是大崇教寺屬寺，保存相對完好，圓覺寺內還存有精美的彩繪壁畫。

《岷州志》中孫永思《宿東寺》詩云：“塔寺巍巍天畔開，雙旌搖曳畫巾來。夜深蘿月懸空界，歲古亭碑伴草菜。鷲嶺綠煙琪樹合，花宮清梵洞龍回。相逢俱有探奇興，日午催傳兩玉杯”。相傳后法王圓寂時，僧眾探詢其轉世再生時，法王云：“塔倒回來”。按塔寺巍巍的詩意和塔倒回來的傳說，推測大崇教寺原來是有塔建筑的。但現(xiàn)遺址及周邊竟無跡可尋。《西天佛子源流錄》載：“明正統(tǒng)己未年佛子舍資，俾中官阮至覺義鉆竹旺束子城西路次，磚造大菩提塔一座，高九丈有奇，俾路途來往之人，瞻者，禮者，消諸罪障，得福無量”。按此，尋究岷縣城西，卻未見建造塔遺跡。梅川鄉(xiāng)塔兒川白塔，位于梅川城東，似與《源流錄》中所述契合。此塔地宮未露出地面，塔基為十米見方塔座，塔座上是十三級塔身，塔剎已毀，為藏式瓶形塔，莊嚴古樸。1976年，當?shù)剡M行農(nóng)田基建，對此塔進行了爆破，塔身有殘毀，但地宮完好。從爆破情況看，此塔為實心塔，并有泥塑小佛像，為法王舍利塔，供信徒觀瞻朝拜之用，與《源流錄》中“瞻者，禮者”敘述相吻合。另塔位于大崇教寺東3公里處，是引導朝拜僧眾走向寺院的明顯標志。

契約文書再現(xiàn)岷州歷史

最值得一提的是，甘肅岷縣至今發(fā)現(xiàn)與大崇教寺相關的契約文書，計有300余件，漢文，年代最早的為明天啟時期，最遲者為1955年，其中明清時期32件，余下多為民國及新中國成立之后文書。

岷縣大崇教寺契約文書內容豐富，以大崇教寺僧人及其后代的經(jīng)濟活動為主，包括：土地執(zhí)照、名冊、置產(chǎn)簿、收租簿、字據(jù)、合同等。其類別可分為買賣契、租佃契、借貸契、施舍贈予交換契、訴訟文書、寺院制度、賬簿名冊等。民間私立契約較多，稱作白契；有少量的和政府相關，稱作紅契。契約詳細記錄了大崇教寺土地來源，包括固有、欽賜、布施、納獻、贈予，以及“祖遺”“自置”“香火地”的典買史實。

關于大崇教寺記載，除《安多政教史》《岷州志》等外，資料稀缺，許多只是片言只語、零星雜記，對洮岷社會生活、藏族基層組織、藏傳佛教人物等研究還處于初級階段，有待進一步開拓延伸。大崇教寺所存契約文書與傳世史籍中有關大崇教寺明清以來的相關史實對甘肅岷縣及河洮岷地區(qū)的影響深遠，厘清了藏傳佛教在河洮岷地區(qū)的歷史，彌補了藏傳佛教史上研究的空白，亦是西北民族宗教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另外契約文書直接反映了岷州地區(qū)的社會歷史與文化，尤其與當?shù)匦叛龅牟貍鞣鸾滔⑾⑾嚓P，極大地彌補了大崇教寺寺主和僧人的歷史活動情況，加以方志碑刻等材料，使大崇教寺僧人傳承情況變得更加生動具體。

自岷縣大崇教寺契約文書發(fā)現(xiàn)以來，專家學者對大崇教寺歷史和后氏家族與大崇教寺的關系進行了研究。但研究成果涉及內容單一，或是對文獻資料的簡要介紹，缺乏系統(tǒng)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這批文書是明清以來大崇教寺歷史演變的實物證明，內容涵蓋政治、經(jīng)濟、歷史、宗教等各個方面，尤其是和岷州地區(qū)的社會環(huán)境，特別是和洮岷地區(qū)藏傳佛教的發(fā)展歷史息息相關，值得進行系統(tǒng)的整理、研究。

大崇教寺規(guī)模龐大，屬寺眾多，是一個完整的寺院體系。明代岷州上京進貢的寺院，僅大崇教寺屬寺就多達36處，至清康熙元年（1661年）改為24處。屬寺與大崇教寺聯(lián)系密切，明王朝為了有效管理西北番屬宗教活動，曾于該地設置5個僧綱司，圓覺寺是其中之一。在大崇教寺影響下設立的機構，還有些爾多寺，即前川寺，是全省依然保存較為完整的明代藏傳佛教寺院，具有較高的文物價值和藝術價值。

除大崇教寺以外，目前還有僧職人員的寺院就是吉祥寺了，規(guī)模較小，一間小小經(jīng)堂，經(jīng)堂正面僅呈放著茲巴力禪活佛念經(jīng)時的坐床，床兩邊掛著嘉木樣活佛、貢唐倉活佛及兩代班禪大師像。只有經(jīng)堂頂部的三角區(qū)供奉著一尊小型宗喀巴銅像。一個具有五六百年歷史的寺院，院中除了不足一人高的藏式佛塔外，花草叢生，極為荒蕪，和周圍農(nóng)家別無二致。

城南喇嘛寺，雖具寺院特征，但為新修。寺內墻壁上有《重修喇嘛寺記》一幀，記述了喇嘛寺歷史及建寺緣起。其文如下：“岷地西臨佛域，信佛者眾，其有由矣。溯自北宋時期，欽建廣仁禪院，明代宣德年間，敕修大崇教寺，延及清代，全縣佛寺百有八座。本寺溯源城南古剎，相傳奠基于明朝，時有洮州三僧，朝東寺圓寂于此，靈佑顯赫，鄉(xiāng)人建寺，奉為金絲、銀絲、禪絲三位喇嘛。寺在城南，倚金童而面臨洮水，氣象宏偉，岷地之威也，毀于文革……”城南古剎為明代岷州八景之一，今已衰落無跡。

寺院經(jīng)濟的強弱影響著宗教信仰中心的規(guī)模。大崇教寺的興衰，是否也是在這種規(guī)律影響下的結果，值得探索。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宗教還滲透到政治、經(jīng)濟、法律、倫理、風俗習慣等，甚至可以說宗教是它們的一種決定因素。藏傳佛教在傳入岷州之始，適應了此地區(qū)各領域的要求，通過與本地區(qū)文化的相互交融，形成獨特的佛教文化。因此，大崇教寺作為岷州地區(qū)最重要的藏傳佛教文化的中心之地，在岷州藏傳佛教的傳播過程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岷縣自古為西控青海、南通巴蜀、東去三秦的戰(zhàn)略要地，素有茶馬互市的傳統(tǒng)。如今國道212線和省道306線穿境而過。蘭渝鐵路正在興建，岷縣“中轉站”的功能和地位更加重大和凸顯。而歷史是我們的血脈，河、洮、岷地區(qū)對于西北民族關系問題甚為重要，對岷州地區(qū)地理文化的關注將有助于人們正確認識它的歷史文化，并對西北民族經(jīng)濟、宗教、文化交流發(fā)展尤其民族關系和諧發(fā)展，促進民族地區(qū)跨越式科學發(fā)展具有現(xiàn)實意義。（彭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