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5月3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丹麥政府關于合作攝制電影的協議》的簽署,我國已與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亞、法國、新西蘭、新加坡、比利時(法語區)、英國、韓國、印度、西班牙、馬耳他、荷蘭、希臘、愛沙尼亞等16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電影合拍協議,相關影片立項已百余部,近年來相繼出現了中印合拍的《大唐玄奘》《功夫瑜伽》《大鬧天竺》,中泰合拍的《索命暹羅之按摩師》,中越合拍的《越來越囧》等一系列影片。除了以海陸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為主體的絲綢之路國際電影節之外,在上海國際電影節、北京國際電影節上,“一帶一路”元素影片也日漸成為備受各方矚目的焦點,《弗羅斯特,凌晨四點》《聽見寂靜》《白虎》等“一帶一路”元素影片得到了廣泛好評。

“一帶一路”作為面向未來世界格局的國家戰略,在電影領域已經初具規模,形成了初步穩定的架構。與早期和日本、韓國、美國等國家和我國香港地區較為單一的合拍模式不同,“一帶一路”合拍片的題材、類型、模式進一步多樣化。這16個國家和地區,有著非常不同的文化經驗和市場環境,一些過去并不在中國電影視野中的文化問題也開始持續登場,并將持續考驗著中國電影行業各個環節的平均文化工業水平,這既是難得的歷史機遇,也是一場非常殘酷的歷史挑戰。

眾所周知,2012年2月中美兩國政府簽署了《中美關于用于影院放映之電影的諒解備忘錄》,該備忘錄已于今年2月到期,這意味著中美雙方將就分賬大片的配額問題展開重新談判。從1990年代開始,關于好萊塢電影“狼來了”的恐懼,一直高懸在中國電影的頭頂,中國電影在世紀之交的院線制改革之后,也一步步地從生產、發行到放映、消費都深陷在唯票房論的發展主義陷阱中。在2016年勉強實現正增長之后,2017年第一季度的我國電影票房更是出現了罕見的負增長。盡管2017年突破200億票房的時間要比2016年早16天,但在剛剛的“五一”檔,竟出現了四部國產影片不敵一部好萊塢影片的難堪局面。在已經狂飆突進近10年的票房奇跡在以看似猝不及防的方式戛然而止之后,由各個領域投資過熱所疊加的演員天價薪酬、院線擴張產能過剩、國產影片盈利低下等種種結構性問題開始集中爆發,并且在中長期內都沒有可以扭轉的跡象。在這個意義上,“走出去”,尤其是選擇合拍片的模式,從商業角度而言,就是當前中國電影不得不做出的最現實的選擇。

然而,這里的“走出去”是以適合中國電影自身特點和發展規律的方式“走出去”,還是以好萊塢的方式“走出去”,在“一帶一路”的格局和體系中,好萊塢的方式是否就是中國電影最為合理的“走出去”的路徑?這一問題隨著國家總體性的“一帶一路”戰略的逐步推進,正日漸成為關乎中國電影發展方向的核心問題。

以《大唐玄奘》為例,佛教作為中印兩國可共享的文化經驗,是我國和印度在文化交往中可以有效溝通的非常重要文化資源,無論是對于中國文化的海外傳播,還是對于我國日趨重要的文化安全問題而言,都有著重要意義。因此,在“一帶一路”的視野下,合拍片更應該是中國電影的一個試驗田,在這個領域必須對中國電影提出更高的要求,因為其海外傳播直接代表著當代中國的文化形象,不能只是讓外資在中國電影市場享有單向度的相關優惠,更應該在海外相關國家有著至少差不多對等的傳播效果,而這顯然不是簡單的經濟利益所能考量的范疇。

如果沒有“一帶一路”這樣的歷史契機,僅僅依靠中國電影行業內部的自我調節,恐怕根本沒有現實可能。《長城》就為我們提供了充分的反面教材:好萊塢的成熟的敘事套路、故事模式,不僅早已經滲透到了中國商業類型片的拍攝、制作過程中,其也內在地影響了中國電影觀眾的觀影習慣和審美范式。畢竟中國電影曾經具備過自身的民族風格,那也曾是中國電影立身于世界電影舞臺的最為鮮明的標識;而在《長城》中,除了美工環節,中國電影曾經引以為傲的民族風格已然消失殆盡。中國電影能不能用中國的方式講述中國故事,能不能在世界電影格局中形成中國電影自身鮮明的、有特色的、獨立的民族風格和中國話語,對于這個時代的中國電影而言,是從理念到方法的系統工程。所以,在中國電影的“走出去”的具體實踐過程中,就不僅僅要盡可能地減少海外傳播中的“文化折扣”,更是一場尋找自我的艱難旅程。

隨著我國電影產業進一步深度參與到全球性文化商業協作體系,能否在實現資本的保值、增值這些商業上的成功之后,也生產、創作出有著鮮明的民族風格,能夠正面講述中國故事、正面提升我國國家形象的影視作品,在“一帶一路”的疆域里將商業上的成功轉化為文化上的成功,就將是在“走出去”的歷史進程中,站在歷史十字路口的中國電影,全行業都必須要面臨的嚴苛的歷史洗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