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化延續著周文化，繼承了秦文化，在楚國文化的基礎上發展并形成了其自身特有的藝術魅力。碑刻在我國傳統文化歷史發展進程中，是用以事業功勛、人物標記等形式的象征或紀念，并以多種形式演變，比如石經、墓志、摩崖、刻石、碑等。其中，尤以漢碑流傳最廣，書法藝術風格最為豐富。而受儒家文化影響的山東地區，由于對禮法、秩序、規范等要求的重視，所以此地域出土的漢碑也就體現出整齊端莊的審美風格。漢碑就是在這種文化氛圍下發展演變。諸如陳列于曲阜孔廟大成殿之東廡長廊的《乙瑛碑》 《禮器碑》 《孔廟碑》 《史晨碑》等漢代經典碑刻，書寫風格多以工整華麗為主。相較而言，今置于泰安岱廟，出自于東漢末年底層人士之手的《張遷碑》 ，則多了幾分質樸和厚重，凸顯其“稚氣滿紙，逸趣橫生”的生命力。

《張遷碑》出土于西臨黃河、東望泰山的東平縣，碑刻的主人公張遷，出生在東漢時期河南陳留郡己吾的一個小鄉村，此碑刻于東漢中平三年(186年) ，系故吏好友韋萌等人為追念其功德而立。碑陽記述了張氏家族的淵源，祖先可以追溯到周宣王時期一位名叫張仲的大臣，其喜好披覽《詩經》 ，以作風雅;后又有漢高祖時期的大將軍張良，留下了“運籌帷幄之中，決勝于千里之外”千古佳話;其后在漢文景之間，有一位直言納諫的張釋之，深得君心;孝武帝時期的張騫，則出使西域，廣通風俗，并開定畿宇，平周邊之安寧。張氏后人至張遷一代，深處在儒家文化發源地，深受先祖的感召，世襲儒雅和孝道，藝于從畋，少為郡吏，聲無細聞，且好博聞強記，勤懇持家。

通觀《張遷碑》 ，其隸書風格脫胎于篆籀之氣，既有篆書的圓轉，又多隸書的方折，以方筆為主，于方直中寓有圓巧。其篆書碑額“漢故榖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氣勢開張，線條跌宕自如，與碑文樸茂、稚拙、倔強的書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也就構成了整篇靜與動、圓與方、正與奇的和諧之態。

整體風格上看方整古拙，仔細看來卻錯落險絕、形散而神聚，線條粗短，字勢收斂，點畫很少有夸張的蠶頭燕尾出現，樸實平直中參有沉著痛快，莊重不失靈性。因字立形，筆收意放，精神守正。正如孫過庭《書譜》所云：“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 ”險絕是巧，復歸平正是一種螺旋式上升，大巧若拙。可見， 《張遷碑》正是在這種“樸厚守質，正奇相生”的氣象中，給予欣賞者不同的審美意趣。

質，自少妖妍曰質。古人云：文質彬彬，然后君子。 《張遷碑》以其“守質”的風格，將厚重表現得尤為突出，而后通過欹側和端正的對比，讓整體章法流動自然，不拘泥于古板，給人以浪漫的情懷，如深山中一灣清澈的溪流，大漠中一片茂盛的綠洲，爽徹人心。清楊守敬《平碑記》云：“顧亭林(顧炎武)疑后人重刻，而此碑端整雅練，剝落之痕亦復天然，的是原石，顧氏善考索而不精鑒賞，故有此說。 ”“天然”二字，深悟其理。所以清代書法家伊秉綬、何紹基出師此碑，形成其自然逸趣書法風格也就不足為怪。

“正奇”是書家審美風格界定的一種方法， 《張遷碑》正奇相生，通過方整勁挺、棱角分明、結構謹嚴、筆法凝練的技法，來表現其書法形態美。然而“正奇”不僅僅是指此碑的書風特點，更多的是展現書刻者對于張遷坦坦蕩蕩、方方正正處世態度的一種敬重和理解，以及張遷“字如其人”藝術審美的一種轉換。在碑文后半部分，主要記述了張遷從政期間的生活事跡，其中的“尚書五教，君崇其寬;詩云愷悌，君隆其恩;東里潤色，君垂其仁”體現了他的寬仁之心。 《禮記·喪服四制》中表述：“恩者，仁也。 ”可見二者關系。“仁”作為中國古代

一種含義極廣的道德范疇，孔子提出“克己復禮為仁” ，這是把它作為最高的道德原則、標準和境界，也融合了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思想。張遷他仁愛天下，感恩于人，才會出現碑文中所敘述的“吏民頡頏，隨送如云”的現象。正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 ，堅毅的性格和柔和的處事方式，恰是他“正奇”人生的縮影。

精彩的書作，不僅僅是指筆法、字法和章法的變幻莫測，更為重要的是作品的內涵之意。 《張遷碑》循規蹈矩、法度森嚴，行文更是記述得體、感惠人心，是漢碑中典型的風格之一，具有堅實、拙樸、勁健、渾厚的“金石氣” 。書體的演變，在隸書這個階段是豐富多彩的一頁。 《張遷碑》處在漢末，是漢代隸書發展的鼎盛階段，它的出現和歷史蘊含也就不足為奇。

自然界的萬事萬物，由于時間的磨煉，已近斑駁。雖然如今的《張遷碑》已經在歲月的風蝕下，殘破嚴重，然而它卻如同一位老者一樣，屹立于風雨之中而氣質不減。字勢氣息在經歷了歲月留痕之后，沒有年輕的莽撞，多了幾分沉著、老辣，自然殘損使得金石文字蒼拙而古樸，斑駁的線條之間，多了一種交融的和諧美。正所謂：“千年古松植懸壁，萬歲枯藤繞斷崖。 ”如同向晚的殘陽，打在湖面上，沒有烈日時的灼燒，卻將金黃的余暉映射至整個天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