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個英國奴隸從阿爾及爾逃離》，Jan Luyken ，1684年，阿姆斯特丹歷史博物館藏

1807年3月25日，英國議會通過了禁止本國船只販運非洲奴隸的法案，4個世紀的跨大西洋奴隸貿易走向滅亡。然而英國社會對于這段歷史卻一直存在兩種迥然不同的聲音，一些非裔團體要求政府承認那段“反人類的罪惡歷史”，并向奴隸后代正式道歉以及賠償;而一些社會精英、輿論領袖則認為當年英國在仍然有利可圖的情況下率先禁止奴隸貿易，這種義舉猶如“啟蒙的燈塔”，值得自豪。 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就個人對英國過去參與奴隸貿易感到抱歉，認為英國當時的做法“完全不可接受”，但英國政府迄今為止仍然拒絕就此正式道歉。

《致黑人解放的友人們》David Lucas根據Alexander Rippingille畫作制作的版畫

在這樣復雜的背景下，大多數英國博物館選擇對這段歷史避而不談，盡量保持中立的形象，以維持社會的平衡，也有少數博物館在對這段歷史的展現方面，突出英國廢除奴隸貿易的壯舉，對奴隸貿易的殘酷選擇性弱化。然而，隨著博物館影響力和社會責任感的不斷提升，英國博物館人開始就如何建立公平社會展開討論，并主張所有博物館，不論其館藏性質、資源、宗旨或營運背景為何，皆能透過展示呈現不同、多元的文化，為促進更公平的社會，貢獻一份力量。自此，奴隸貿易這一充滿爭議性、被博物館忽略的歷史得以逐漸走進博物館、走進大眾的視野。

本文將從個體歷史、藝術家介入和社區協商這三個方面，探討2007年以來英國博物館在處理奴隸貿易這段難以言說的歷史上所做出的努力，它們傳遞著一個共同的思路：鼓勵公眾參與、發聲，提供多元視角以撫平歷史的傷口，并借此反思當下社會所存在的不平等與不公正。

個體歷史

個體歷史是指將這段歷史親歷者的個人記憶，作為歷史材料進行系統化的收集與記錄，既可以來自親歷者的日記，也可以來自采訪親歷者后整理出的口述歷史。這是一種讓普通人的故事可以被聆聽、可以被歷史記錄的特殊方式。這種對個人記憶的收集，可以使博物館有機會去關注那些長期處于歷史邊緣的群體，去了解他們的經歷和視角，從而重新定義那些由少數人把控的歷史，推動歷史的重構。博物館利用個體歷史來展示爭議性歷史也表明一種態度，即受害者不再受到歷史的排擠，而是獲得歷史的尊重與認可。

此外，以往博物館說教式的闡述，往往造成觀眾的思路被局限在博物館所設定的思考范圍內，只能被動地接受博物館既定的歷史內容。個體歷史的運用則可以啟發博物館觀眾主觀能動性，鼓勵觀眾通過不同個體的敘述從不同角度去思考、解讀歷史。

利物浦國際奴隸博物館

同時，這種利用個體歷史將個人經歷與歷史事件結合的方式，對于強調過去與現在的流動性、反思當今的社會問題也十分有效。 因此，面對奴隸貿易這段不可言說的歷史，一些英國的博物館開始試圖利用個體歷史來解決這一難題。

在利物浦國際奴隸博物館，除了展示歷史親歷者的個體歷史，還包括了其后代對于其所述經歷的回憶。這個歷史親歷者的范圍不僅僅限于奴隸本身，也包括奴隸販賣者與莊園主。從兩種不同親歷者的經歷敘述中，觀眾們更能感知到被奴役者所遭受的非人折磨，也能看到在此期間奴隸們并非默默忍受，而是為了自由做出不懈的奮斗與反抗。這些個體歷史的內容也通過各種生動的方式向觀眾呈現。其中吸引很多觀眾駐足的一個的短片，由一名女性扮演奴隸，以目擊者的視角講述了三個奴隸所經歷的可怕事件，包括他們所承受的重體力勞動、嚴酷的懲罰以及他們對于壓迫的抵抗，均來自于奴隸的真實自述。展覽還展示了奴隸販賣者的日記和種植園主后裔的采訪視頻，讓觀眾從另一個側面了解到在運輸過程中、在種植園勞動中，奴隸所受的虐待與壓迫。

利物浦國際奴隸博物館中的短片

在奴隸貿易廢除200多年后的今天，它所帶來的嚴重后果依然影響著人們的生活。為了體現與當代的相關性，利物浦國際奴隸博物館以口述歷史的方式，呈現了非洲奴隸后裔的痛苦回憶，不僅是祖先遭遇帶來的屈辱感，也包括他們自己正在經歷的種族歧視。同時，展覽還展示了曾被奴隸、被囚禁的當代受害者的訪問，提醒觀眾：奴隸制并不只是歷史，在高度文明的今天，它從未消失，依然存在于普通觀眾所生活的社會中。這一方式旨在幫助觀眾了解歷史的同時，引發對當下社會問題如種族歧視、現代奴隸制的思考。

藝術家介入藝術家與博物館合作逐漸成為一個普遍現象。場域特定藝術(Site-specific Works)、裝置藝術(Installation Art)、機構批評(Institutional Critique)、概念藝術(Conceptual Art)、行為藝術(Performance Art)這些藝術理念都已被藝術家應用于與博物館合作的個人項目中。然而，在本文，對于藝術家介入一詞，最為精確的描述是一種與博物館藏品進行對話的藝術理念。

藝術家介入，往往能夠為觀眾提供“官方”解說之外的全新角度，為展品的解讀開拓更多可能性。除了激發公眾從多角度對博物館藏品展開思考、討論，藝術家本身所處時代的立場也能確保歷史展示與當代的相關性。因此，越來越多的博物館選擇與藝術家合作，去處理那些不可言說、充滿爭議性的歷史，并被認為是一個行之有效的策略。例如，一些評論員認為英國奴隸制廢除200周年紀念活動中的大多數展覽都缺乏情感的共鳴。對此，200周年紀念展研究項目組在總結報告中提出：當代藝術可以幫助博物館觀眾從當下去思考那些不可言說的過去，以此產生情感上的共鳴。

除此之外，藝術家作為獨立于博物館機構外的一個權威聲音，對于觀眾而言更值得信任、更誠實，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能更為客觀地闡釋爭議性歷史。

La Bouche du Roi (國王之嘴)

這種藝術家介入也被英國博物館運用于奴隸貿易的展示。在2007年，大英博物館展示一件藝術作品——La Bouche du Roi (國王之嘴)，是由貝寧藝術家Romuald Hazoum 所制作，靈感來自于大英博物館的一件藏品——“布魯克斯(Brookes)奴隸船重現圖”，是17世紀英國奴隸貿易反對陣營的宣傳作品，展現了布魯克斯奴隸運輸船的殘酷環境。這件作品的主體為304個由塑料汽油桶制成的“面具”組成，這些汽油桶被重新組裝，并擺放成布魯克斯奴隸船的形狀。汽油桶緊密地排列在一起，象征著運輸途中奴隸們擁擠的狀態。每一個汽油桶面具都是不同的，以此代表每一個曾經真正存在的人的名字、聲音以及信仰。這件作品中還出現了酒瓶、槍支、煙草、珠子、貝殼、香料、鏡子和布料等元素，時刻提醒著人們這些廉價的商品曾用來作為奴隸交易的砝碼。這件作品還伴以聲音與氣味，使觀眾體驗到運輸過程中黑人奴隸所處的惡劣環境。

布魯克斯(Brookes)奴隸船重現圖

這件藝術作品挑戰了博物館在解讀展品上的絕對權力，給觀眾提供了另一個角度的思路。在博物館以往的闡釋中，“布魯克斯奴隸船重現圖”除了表達對奴隸貿易的憎惡，主要贊揚了英國在奴隸貿易廢除上所做的貢獻，將少數個人(以白人為主)歌頌為廢除奴隸貿易的英雄，而忽視了大量的民間反抗運動，將奴隸刻畫為被動的承受者而非抵抗運動中活躍的參與者。而Hazoum 的這件藝術作品則挑戰了“布魯克斯奴隸船重現圖”這種作為英國政府反奴隸貿易運動標志的形象，強調了奴隸貿易的廢除不再只是少數議員或教徒的努力，也是普通民眾諸如奴隸們不懈奮斗的成果。觀眾們可以通過這段歷史時期的民間運動，聯想到當下為奴役、種族以及人權問題而發起的社會運動，思考普通個人的社會責任。

藝術家展示這件藝術作品的同時，還利用短片的形式，展示了如今存在于尼日利亞與貝寧之間的汽油走私問題，走私所用的工具正是作品中被拆解的汽油桶，旨在在幫助觀眾回顧、感受歷史的同時，思考這塊區域如今仍然所面對的困境。

當然，藝術家介入作為博物館展示爭議性歷史的新方式，也不得不面對一些挑戰。根據觀眾對“國王之嘴”藝術作品的反饋，通過邀請藝術家對博物館藏品介入的方法，去思考后殖民的話題，無疑給觀眾帶來雙重挑戰，即用陌生、充滿疑問的方式去呈現陌生、充滿疑問的內容。

社區協商

“合作伙伴與社區群體的參與協商對于博物館處理爭議性歷史及敏感話題是非常重要的。”

—— Lucy Johnson 利物浦國際奴隸博物館資深策展人

社區協商是博物館針對特定社區或廣泛公眾，通過開展對話獲取信息以便于推動展覽策劃的過程。這種參與形式一般被博物館用來決定機構定位、收集信息以及吸引新的觀眾群體。社區協商是一個持續性的方式，以確保公眾能夠長期參與進來。

社區協商，包括博物館與其合作機構之間的協商，如與當地政府、其他博物館、圖書館以及服務于共同觀眾群體或相同主題的社區組織。除此之外，社區協商也包括與個人的探討，如藝術家、教育家、社區領袖等。這種類型的探討方式可以作為展覽前期評估研究的一部分。整個社區協商的過程由博物館工作人員即展覽部門和宣傳團隊進行主導，討論產生的內容和信息再由工作人員納進展覽策劃方案(解說方案)，最終由博物館策展人、規劃師以及設計者對信息進行整理，決定放什么以及怎么放。

基于奴隸貿易這段歷史的爭議性和敏感性，英國博物館采用社區協商，聽取、收集各方面建議、信息，確保展覽角度的多元化，盡量保證不失偏頗。例如，“銘記奴隸貿易”展覽，由泰恩威爾郡檔案與博物館協會主辦，是英國國會廢除奴隸貿易200周年紀念展的項目之一。它在探索博物館開幕，之后在南希爾茲博物館及美術館、桑德蘭博物館及冬季花園和萊恩美術館進行巡展，展示了奴隸貿易相關的物品、繪畫、檔案以及其他歷史資料。

泰恩威爾郡檔案與博物館協會清楚地意識到，對于這一充滿敏感性和爭議性的話題以及展覽資料，必須確保在展覽中使用正確的語言、術語和圖像。因此，資深策展人聯系了兩位當地的黑人活動家，他們向展覽故事線的發展以及語言、圖像的使用提供了建議。他們還建議，根據英國黑人的情況，展覽應將重點放在加勒比地區種植園的奴隸經歷上。

與此同時，在巡展期間，一個以黑人為主導的當地志愿者組織——自由智囊團(Freedom Think Tank)也被博物館邀請加入此次系列展覽的社區協商中。對于“銘記奴隸貿易”在探索博物館的開幕展，自由智囊團認為展覽在內容設置上有所欠缺，缺少奴隸貿易前的非洲歷史，奴隸貿易所帶來的諸如種族歧視之類的嚴重后果，以及奴隸后裔們所取得的成就。作為回應，主辦方泰恩威爾郡檔案與博物館協會在隨后的巡展中，針對自由智囊團之前提出的問題做了改進，并再次邀請他們前來檢查建議的落實情況。

社區協商為大眾提供了一次參與到展覽策劃的機會，讓歷史邊緣人群的聲音可以被公眾聆聽，使在博物館呈現爭議性歷史和話題時，不再是單一角度的敘述，而是多元角度的交流，不再是強硬地傳輸觀點，而是提供公眾討論的平臺，使公眾借由爭議性歷史來思考當今的社會問題。

結論

博物館一直強調在歷史展示方面自身的中立態度與客觀敘述。然而，不得不反思的是，長久以來由少數社會精英把控話語權的博物館，所傳遞出的態度真的中立、客觀嗎?尤其在面對爭議性歷史，博物館是否應該擁有絕對的話語權?而博物館又該傾聽誰的聲音呢?

本文中提到的三種運用于英國博物館的展示方式都強調：面對不可言說的歷史，博物館應該鼓勵公眾的參與，傾聽公眾的聲音，呈現多元的視角。這些公眾包括歷史的親歷者、獨立的藝術家、相關的社區群體以及更廣泛的大眾。博物館擁有絕對話語權往往導致其所展示的訊息是不完全且扭曲的，他們不應對于重新評鑒那些艱難的過去，那些爭議性的問題閃躲，而應該展出多元的聲音，并且讓這些聲音能用自己的話語及方式來呈現，避免展出一種單一的、權威的聲音。如果博物館無法擁有勇氣，去挑戰那些造成社會不公的主流論述，那么公眾有權利質疑為何它們可以用公眾的資金來運作。

同時，在存在各種社會問題的今天， 博物館不應該是被動的或倒退不前的。對于那些不可言說的過去，除了讓公眾了解那段艱難的時期，同樣重要的是，博物館應該提出一些論點和說法，以增進觀眾對其所處社會存在的問題有近一步的討論與了解，為身處的當下、不久的未來承擔起自身的責任。

參考文獻：

1. An Interview with Lucy Johnson

2. Blankenberg, H., 2014. Participatory Exhibitions. In Lord, B. & Piacente, M. (ed), Manual of Museum Exhibitions. Lanham, Maryland : Rowman & Littlefield.

3. Field, S., 2006. Beyond Healing : Trauma, Oral History and Regeneration. In Oral History 34, no.1

4. Horne, D., 1989. Reading Museums. In Boylan P. (ed.), Museums 2000 Politics, People, Professionals and Profit. London, Routledge.

5. Perks, R., 2004., The power of oral history. In Museum Practice, Issue 25 (2004), 44-47

6. Remembering Slavery Evaluation Report

7. Stearn, M., 2014.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Artist Interventions in Museums and Galleries Dealing with Challenging Histories. In Kidd, J., Cairns, S., Drago, A., Ryall, A. & Stearn, M. (ed), Challenging History In The Museum: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Ashgate

8. Thomson, P., 2006.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In Perks, R. & Thomson, A. (ed), The Oral History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9. The 1807 Commemorated Research 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