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至2017年度，是全球的“威尼斯畫派熱”。從去年霧都倫敦英國皇家美術學院“喬爾喬內和他的時代”，到北京國博的“威尼斯與威尼斯畫派”，再到日本東京都美術館的“提香與威尼斯文藝復興”，威尼斯畫派儼然成為了橫跨亞歐大陸的藝術圈焦點話題。

提及威尼斯畫派黃金時期的代表人物，無外乎幾位大咖：奠基人貝里尼，他的徒弟喬爾喬內，提香和羅倫佐·洛托，以及稍晚的丁托列托和委羅內塞。這幾位或有著傳承關系，或相互影響，撐起了享譽世界的威尼斯畫派。亞歐大陸的三國三展，側重點各不相同。

在東京都美術館的觀展過程中，我一直在思考：都是政府文化機構最高層面主辦的威尼斯畫派展，出借機構就幾個，為什么東京展的比國博的精，藏品的重量級與含金量更高？例如，國博展出《音樂家肖像》在內的四幅提香作品，其中兩幅還是和助手共同完成的，考慮到這位活了近90歲高齡的繪畫巨匠畢生創作的總量，平心而論，展出的全然談不上是精品和代表作。反觀東京，展覽宣傳畫主打的就是收藏于佛羅倫薩烏菲茲美術館中提香最負盛名的《花神》。此外，虔誠的《懺悔者瑪麗·瑪格丹勒》、莊嚴的《保羅三世教皇肖像》、唯美的《丹娜伊》、神圣的《耶穌復活》也都是提香藝術生涯中的重要作品。國博和東京都美術館兩個威尼斯畫派展，共同展出的油畫作品只有貝里尼的《圣母和熟睡的圣嬰》與丁托列托的《麗達與天鵝》。

為什么我們很難舉辦真正國際頂級水準的西方藝術大展？

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是，日本觀眾對西畫的熱衷和關注程度要遠勝國人。自明治維新開始，日本就開啟了全盤西化，這其中當然包括對西方藝術的推崇和學習。有自發的渴求才會促進更多的高水準交流，西方各大博物館自然也看到了這一點。比如，現正在東京新國立美術館展出的穆哈特展便是這位捷克最偉大畫家所創作的傳世組畫《斯拉夫史詩》首次境外大展，境外首站就選擇日本其實并不奇怪，因為風靡全球的日本漫畫就深受穆哈的海報招貼畫影響。我親眼見證了展覽開幕后觀眾趨之若鶩地前往觀展和展廳內的人滿為患，紀念品店更是擠得水泄不通，光賣衍生品就已賺得盆滿缽滿……兼具鑒賞力和消費力，使得西方各大博物館美術館對日本市場的重視直接影響到了特展規模和藏品質量。反觀我們，不知何時開始，展覽開幕后主辦方送圖錄儼然成了“不成文的規定”。試想，連一本圖錄都舍不得買，會去買更貴的衍生品嗎？

另外，主辦方的館藏至關重要。我們之所以缺乏國際水準的西方藝術大展來到國內，很大程度是輸在了藏品上。東京幾日，集中參觀并學習了7個大展，感觸最深的就是日本博物館真有頂級的西方藝術收藏，這是我們現階段完全無法匹敵的。若非親眼得見，我真的很難想象包括“馬蒂斯與喬治·魯奧——50年的友誼”“想象之對話——畢加索與夏加爾”“異香——希奧多·夏塞里奧”等特展所展出的很多大師真跡都是日本本土收藏。自己館有藏品和研究人員就自然有底氣，等于和西方博物館體系在同一語境下交流。人家覺得你有貨必然懂，拿出一個策展方案肯定會重視。同樣，我曾和一些歐洲美術館館長聊過，他們都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繪畫感興趣，但問題是他們館內沒有相關收藏，藏品稀缺也就等于館內沒有在職的專業研究人員，因此無法策展。在他們的理念中，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全盤照搬借展方的策展方案和理念的。即便是我參與策劃的齊白石在布達佩斯匈牙利國家美術館的首次境外大展，官方策展人也是匈方的亞洲部主任，且匈牙利國家美術館本就有十余幅齊白石收藏。若本館完全沒有相關門類藏品的研究人員，人家不愿意接這類展覽，所以也間接阻礙了我國經典傳統文化走出國門的進程。很多與國際的交流展目前仍停留在照搬對方策展理念，“你說咋弄就咋弄”的“任人宰割”模式中。遺憾的是，短期內我們無法徹底改變這個現狀。日本人由于受西畫浸淫得早，因此下手收藏得也早，那時畫作價格本就低廉，外加很多藏家去世后將畢生收藏捐獻給美術館，如東京國立西洋美術館的西方繪畫固定陳列完全是建立在松方幸次郎個人收藏基礎上的，這顯然是我們無法比擬的優勢。如今，西方經典繪畫凡大師作品早已是天價，對于我國體制內的博物館美術館來說購買就無異于天方夜譚，因此只能靠藏家捐贈或西畫研究人員的培養了，而這顯然將會是個漫長的過程。

最后，還有一點很重要的，但并不能擺在臺面上作為官方理由的，那就是：其實館長圈兒也“刷臉”。各行各業都有圈子，跟我們國內博物館美術館的館長之間大都熟絡一樣，人家西畫語境中的博物館館長也如是。私下里都是朋友，相互借展自然就是一個電話擺平的事兒。我所尊敬的匈牙利國家美術館館長班·拉斯洛先生就曾在2015年倫勃朗大展的開幕式上跟我透露，他為了籌備這個展飛了20多個國家40多個美術館。一聽便知，館長圈兒其實拼的也是人脈，你跟人家不熟或者圈兒里不認可你，誰會輕易把那些獨一無二的藏品出借呢？由于藝術品的唯一性，很多觀眾會專程跑到一個館就為看這幅畫，沒有特殊的理由和過硬的人脈關系，人家憑什么冒風險借給你？因此，很多好展之所以無法成行，根本不是資金借展費的問題，也不是運輸費保險費的問題，更不是博物館硬件設施的問題，那些都是冠冕堂皇的藉口。最關鍵的還是館長圈兒也拼人脈刷臉。你西裝革履正襟危坐跨國飛幾次耗時幾年跟人談都未必有結果，人家相互間一個電話喝頓酒就促成一展覽，現實是殘酷的，也是無奈的。

西方社會幾百年的博物館體系，日本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熏陶“耳濡目染”養出來的觀眾群體，我們的博物館、美術館和他們的差距就像求學的學生和授課的教師，這是無可回避的現實。然而，上述問題隨著我們博物館人專業性的提高，對觀眾的培養以及國內藏家對西方經典藝術的日趨關注，假以時日是完全可以改變的。然而，如何把龐大的內需轉化為讓西方語境中的博物館體系所認可的市場，能夠讓他們心甘情愿地把“壓箱底兒”的好貨遠渡重洋拿到中國來展，則需要一個漫長的、循序漸進的過程。國博和東京都美術館兩個威尼斯畫派特展的差異，其實就是西方世界對日本和我國觀眾群體認知度差距的縮影。經典藝術的欣賞需要培養，這是現階段我們仍然欠缺的，連中國傳統繪畫的經典名作國人都尚不能如數家珍，更別說西畫了。但誰也不傻，真正懂行的一看，你拿沒拿真正的好貨出來心里都有本兒賬。糊弄觀眾的結果永遠是得不償失，砸的是自家的金字招牌。

尊重是相互的，我們應該學會對經典藝術抱有更多的尊重和敬畏感，但你拿些“邊角料”出來湊數，顯然無益于觀者提升這份尊重。在提升我們自身藝術修養和品位的同時，西方語境下的各大博物館和美術館也應放下身段，拿出更多的誠意。畢竟，我們都是為了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