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特朗普上臺、法國右翼政黨崛起,當前,西方出現了一波反全球化浪潮。這一現象凸顯世界經濟增長乏力的背景下,西方發達國家內部矛盾加劇,并產生外溢效應。認識和理解“反全球化”的實質,對于我們趨利避害、順勢而為,不斷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全球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義。

反全球化現象難改全球化趨勢

冷戰結束后,全球化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推動了世界各國的發展進步。

根據聯合國統計數據,全球極端貧困人口從1990年的19億降至2015年的8.36億,超過預期減半的目標。全世界的中低收入階層在全球化條件下的境遇改善說明經濟全球化整體上是有益的。在全球財富迅速擴張的同時,國際間的合作機制也空前提高。1992年,旨在推動資本自由流通,建立歐洲統一市場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正式簽署。1999年歐洲統一貨幣歐元誕生。1995年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以及知識產權貿易的世界貿易組織取代關貿總協定(GATT)正式成立。跨區域經濟合作步伐也逐漸加快,1995年至今全球跨區域經濟合作FTA從38項已增加到282項。

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代表著世界前進的方向,全球化本身沒有錯,反全球化問題的核心是全球治理機制的失靈。全球治理失靈指國際規則體系不能有效管理全球事務,不能應對全球性挑戰,致使全球問題不斷產生和積累,出現世界秩序失調的狀態。伴隨全球化的不斷發展,權力轉移日趨明顯、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挑戰不斷增多。許多新問題、新情況,需要用新方法、新思路來解決。然而,總體上看,現有的全球治理體系及其相應的制度安排卻嚴重滯后,用國際關系的老方法解決全球治理的新問題,常常會表現出無能為力、治標不治本的局面。

全球化是趨勢,反全球化是現象,反全球化實質是平行層面的全球化。恐怖主義、氣候變化、能源危機、網絡安全等新挑戰,很難依靠個別國家獨立解決。關鍵是要正面引導,化害為利,加速全球治理體系改良,在危機中探索建立以合作共贏為基礎的新型國際關系。

警惕反全球化的負面效應

作為一種思潮,反全球化在一定意義上有益于促進反思,并推動全球治理機制建設,最終實現全球化的長期健康發展。然而,反全球化在認識上有片面性,容易導致一些國家政府和民眾回歸孤立,走向保守。

從15世紀地理大發現到21世紀信息技術革命,西方對于世界經濟技術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也是全球治理的最早構建者。然而,也必須看到,在推動全球一體化進程中,美國等西方國家不僅通過其資本、技術優勢確立經濟優勢,而且通過國際制度建設,把自身的經濟優勢轉化成為制度優勢,通過推銷西方價值觀確立自身的觀念優勢,目的是長久保持自己在全球化進程中的主導地位。

進入新世紀,隨著中國等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西方的主導地位發生動搖。根據聯合國貿發會議的統計數據,從1990年到2015年,發達國家占全球GDP的比重,從78.7%降至56.8%,而新興市場國家占比則由19.0%上升至39.2%。這一巨大變化,使美國等西方國家不惜開歷史倒車,采取反全球化政策,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

一是貿易保護主義。從2008年到2016年,美國對其他國家采取了600多項歧視性措施,僅2015年就采取了90項。在美國的“帶領”下,根據全球貿易預警組織的資料庫,2015年各國實施的歧視性貿易措施,比2014年增加50%,而中國是全球受貿易保護措施傷害最重的國家。在貿易保護主義的沖擊下,全球貿易已經跌入10年來的低谷。

二是規則修正主義。自1648年民族國家體系在歐洲開創以來,“國家利益至上”一直被西方國際關系奉為圭臬。國際規則本質上是為國家利益服務的。為了應對國際氣候變化,1997年12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參加國通過了《京都議定書》。值得注意的是2001年3月,布什政府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將會影響美國經濟發展”為借口,全然不顧國際責任,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在經貿領域,為了保持自己在貿易領域的優勢地位,美國政府多次強調要拋開WTO制定規則,為設定21世紀貿易協定立標準定規則,以此保障美國的經濟繁榮。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曾直言不諱,“美國不能讓中國等國家書寫全球貿易規則,美國應該制定這些規則”。

三是政治孤立主義。作為西方世界的領頭羊,一戰、二戰前后,美國國內都曾出現過強大的孤立主義思潮。孤立主義思潮近年在美國再度涌起。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主席理查德·哈斯在《外交政策始于國內:辦好美國國內的事》一書中,完整闡述了美國應減少國際義務,放棄扮演“世界警察”所擔負的責任,專注解決國內經濟與社會發展等觀點。一方面,美國減少國際干預,為多極化世界秩序的構建提供更多可能性;另一方面,如同美國不負責任的干預一樣,美國不負責任地收縮,也會導致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地區沖突升級、恐怖主義蔓延等問題,給世界帶來新的威脅。

主動謀劃引領潮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動融入國際體系,已經成為了當今國際體系的重要參與者、建設者和貢獻者。

當前中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占世界GDP的比重達到15.5%;是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出口市場份額升至13.4%,并成為120多個經濟體的最大貿易伙伴。伴隨中國的和平發展以及與世界關系的根本性變化,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影響力和需求都大大增強。2016年G20杭州峰會的成功舉辦,充分展現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能力和意愿。

隨著國際力量對比消長變化和全球性挑戰日益增多,加強全球治理、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是大勢所趨。盡管目前的全球化遇到明顯的挫折和挑戰,但全球化帶來的全球治理進程不會中斷。解決全球化的負面影響,只能通過完善全球治理予以解決。中國可以通過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在學習中補齊經驗短板,發揮引領作用。

截至2016年6月30日,中國已經簽署12個雙邊FTA及一個升級協議,并正在談判8個雙邊和區域FTA。中國倡導并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努力尋求同各方利益的匯合點,得到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歡迎。在反全球化聲浪之中,“一帶一路”不僅推動了中國新一輪的改革開放,也開啟了世界新一輪的全球化進程。

總的來看,反全球化與全球化就如孿生兄弟,形影不離。全球化的活力來源于競爭,而競爭必須建立在差異上。有差異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國家必須在差異中尋找自己在國際競爭中的比較優勢,必須通過國家干預,使國內社會的差異形成積極的競爭而非絕望的對抗。“歷史沒有終結”,全球化進程仍將繼續。深入理解反全球化現象對于我們把握世界大勢、完善全球治理,積極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為全球化賦予新的生命與活力,打造公平公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