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河北衡水中學進駐浙江開設分校一事引來眾多爭議。浙江省教育廳基礎教育處處長方紅峰直言：“它（衡水中學）是個應試教育的典型，它眼睛里只有分數沒有人。跟我們浙江以人為本的素質教育理念不符合，他們認為是先進，我們認為是落后的，我們浙江不需要。”

衡水中學，這座強悍的超級中學，這幾年馬不停蹄地進行產業擴張，在浙江、安徽、湖南等地廣開分店，此舉被外界解讀為“向經濟文化發達地區輸出教育模式”。若用應試教育的標準去評判，衡水中學無疑是成功的。它精確到分的時間管理與準軍事化、標準化的流程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學生的高分數，2016年被北大清華錄取的考生人數高達139人。

這些已經走入大學校園的學生，對他們母校褒貶不一。有人對它心懷感激，認為正是衡中精確到分的時間表培養了自己時間管理的能力，提高了學習辦事效率。有人在邁入名校之后，惋惜自己“除了學習，什么也不會”。有人認為衡中歲月是一生揮之不去的夢魘，至今不愿多做回憶。但是，無論如何，不可否認，在這個遍地出身歧視的社會，他們已然拿到好工作的通行券。

這是一個多么吊詭的循環！企業在招聘時直言“非211、985的不要”，許多人為了一份優厚的工作、一個美好的明天，只能咬著牙拼命學習，求得一個名牌大學。投射到基礎教育里，就出現了唯分數論。衡水中學、黃岡中學、毛坦廠中學，這些超級中學自然廣受當地老百姓歡迎。一個地區的升學率上去了，當地政府臉上也有光。

企業從其自身發展考量，不斷提高門檻，擇優而錄。在市場經濟里，鼓勵競爭，沒有什么不對。學生為了一個更美好的明天，努力學習也是正當。政府出于政績考核，引進衡水中學也算可行，畢竟引進一所中學很難撼動素質教育的大局。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個多方利益糾葛的局面里，究竟哪里出了錯？

中國自古以來都以科舉考試為選拔人才的一個重要標準。通過科舉，許多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通過科舉，他們完成了自身身份轉變，實現階級向上流動。當然也有其他途徑，差序社會里，途經還是比較多的，比如賣官鬻爵、任人唯親，但這些都不是寒門子弟很好的選擇。時代在進步，選擇日趨多元，我們當然不可能重蹈覆轍。然而雖然選擇日趨多元，但對于現在國內現在的局面而言，渠道還是太少，一考定終身的觀念還是根深蒂固。

回首看看，中國還有很多貧困家庭的孩子，他們依然需要衡水模式來改變命運。考上名牌大學始終是自我實現最便捷的途徑，同時也是最低成本的途徑。美術、音樂等素質教育的成本太高，動輒上萬元學費，貧困家庭往往無力支付。因此，沒有必要爭論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孰優孰劣。應試教育雖飽受詬病，卻有其存在的理由，它為中國千千萬萬貧困家庭的孩子提供了一個相對平等的機會。

國人長期來養成了二元對立的思維習慣，這個世界卻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世界。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的關系不是你死我活，它們各有其存在合理性，為何不能兩者和諧共生？能夠實現個人社會流動的渠道依然單一，為何不能給不同經濟基礎、不同社會階層的家庭不同的選擇呢？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方是社會大同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