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英國人購買“越南制造”的運動鞋，美國人定制“中國制造”的手機，中國人“海淘”歐美化妝品時，注意，一場“蝴蝶效應”正在發生，席卷世界。

盡管遠離消費地，生產這些商品排放引起的細小顆粒物并不會原地不動。隨著大氣運動，它們被裹挾在高空西風里，跨越國境、漂洋過海，最終甚至會威脅遠在萬里之外的消費地的居民健康。

這個現象被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領導的一支國際科研團隊發現，論文發表于3月30日的《自然》雜志。

“這是第一篇將全球供應鏈明確地與人類健康聯系起來的文章。”在《科學》雜志的報道中，日本和挪威的科學家評價道。

貿易全球化，讓空氣污染全球化。當全世界的孩子玩著中國生產的玩具，用iPad玩游戲時，PM2.5影響的是每個人的健康，所有人要對所有人負責。

“很難講我是受害者，你是加害者。這種關系不是簡單的黑和白，而是灰的。”論文的共同通訊作者、北京大學物理學院大氣與海洋科學系長聘副教授林金泰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在全球經濟一盤棋、污染一盤棋的情況下，要減排，就要合作，合則前進。”

22％的“過早死”與國際貿易相關，12％與大氣輸送相關

以往的研究，涉及空氣污染和健康問題，往往被“區域性”框住。

更便宜的勞動力、更寬松的環境法規、更低廉的環境污染代價，吸引越來越多的跨國企業將生產部門從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當國際貿易拉遠了消費地和生產地的距離時，污染和健康似乎也只是屬于每個國家、區域內部的“家事”。

這項最新的研究則發現，PM2.5“報復世界”的情況，遠比想象中復雜。

當這些細小顆粒物在高空中展開萬米賽跑時，“大約6天之內，東亞的少量排放物就可以通過大氣環流，跨越太平洋來到美國本土。”論文的共同作者、加州大學歐文分校地球系統科學家史蒂文·戴維斯說，“這是全球共享空氣的懲罰”。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數據，研究團隊推測，2007年，全球有345萬人在受污染的空氣中未活至預期壽命。這種現象被世衛組織稱為“過早死”，頭號殺手，就是PM2.5污染。缺血性心臟病、中風、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疾病都與這種細小的顆粒相關。

他們發現，在345萬“過早死”病例中，76萬例（約占22％）要歸罪于因國際貿易帶來的污染轉移。這些污染物又通過大氣傳輸，要對另外41萬例（約占12％）負責。

研究團隊將全球228個國家劃分成13個領域，運用經濟學、大氣化學等學科內部模型，分析世界衛生組織和衛星觀測提供的空氣污染數據。

在他們繪制的出口與消費地圖上，紫色代表低“過早死”人口密度，紅色代表高“過早死”人口密度。圖中清晰可見，在美國和西歐，消費導致的“過早死”在當地投下的只是一片密集的淡紫色小點，卻在中國和印度的版圖中染上鮮艷的紅色印記。這說明，西歐和美國的消費威脅的，是產品生產地即亞洲的居民健康。

不過，污染源頭看似遠離消費地，在大氣運動下，卻不會困于一時、一地。

“產業轉移和大氣輸送通過‘合作’，聯手給世界人口健康帶來威脅。”林金泰說。在這兩種機制的共同作用下，污染對健康的影響不是分離的、局部的，而是共同的、全球化的。

研究發現，相比于大氣輸送污染物，跨國貿易導致的污染轉移是一只“看不見的手”，更加強壯有力。

在研究二氧化硫排放、PM2.5暴露和“過早死”案例時，研究團隊用紅色標注凈進口國，藍色標注凈出口國，繪制地圖（見左下圖）。圖中，中國看起來是一只深藍的雄雞。同樣一片藍色的區域還有印度、東南亞和中亞等地。相比之下，西歐和美國山河一片紅。這意味著，大量進口的國家對大量出口的國家，造成環境污染。

與此同時，出口國被污染的空氣，也會飄到進口國，盡管顆粒物已經大量擴散，但傷害依然存在。

“當我們看到北京霧霾的可怕照片時，總是指手畫腳，說他們應該好好收拾收拾自己。”戴維斯說，“這有點不公平，因為當我們去沃爾瑪買一把‘中國制造’的躺椅，價格是便宜了一些，人們卻正在中國受到傷害。”

生產到中國來，污染排放自然也到中國來

這支國際研究隊伍由來自不同專業、國家、機構的學者共同組建，各展所長。設計大氣輸送模型、計算大氣化學和排放、研究碳排放、公共健康等，美國、中國、英國、加拿大學者都有。

“這樣跨度很大的跨學科交叉，在國際上都很少見。”林金泰認為，能將這幾股繩擰在一起的，是共同的興趣和目標。

早在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林金泰就對中國的環境問題產生興趣。

盡管身處美國，做的是美國的空氣污染和大氣輸送研究，但他思考，中國正在成為一個出口大國，消費在國外，生產到中國來，污染排放自然也到中國來。

中國舉辦奧運會期間，林金泰在哈佛大學查看衛星數據時，驚奇地發現，2005～2008年，中國華北地區的氣溶膠光學厚度正在上升。這是一個反映區域大氣顆粒物污染程度的指標，與顆粒物大小密切相關。顆粒物越小，總表面積越大，反射越強，厚度越大。

“當時咱們國家還是以控制一次顆粒物為主，還沒有注意到小顆粒物，就是二次顆粒物的影響。”他從衛星圖上清晰地看到，華北地區氣溶膠光學厚度的變化反映出污染物正在發生變化。這種污染物，在2012年變得眾所周知，即PM2.5。

林金泰回憶，他回國之后，2011年某一天，曾興致勃勃地給多年研究排放問題的清華大學地球系統科學系教授張強打電話，提出了共同研究全球貿易與空氣污染問題的方案。

電話那頭的回答令他興奮：“非常好，我們現在也在搗鼓這個事。”林金泰回憶，雙方一拍即合，將團隊擴展到了3個國家、多個研究組。

研究組發表的第一篇論文就引起了世界級的關注。論文稱，由于美國將制造業外包給中國，硫酸鹽污染在美國東部地區減少，但在美國西部地區增加。

“美國東部的排放的確少了，但中國污染上升后，大氣還運動著，污染就跑到美國西部去，甚至抵消了西部減排的作用。”林金泰解釋道，“這是我們第一次把貿易和大氣運動導致污染轉移問題結合起來。”

這篇論文題為《中國的國際貿易和美國的空氣污染》，在當年獲得美國科學院院刊（PNAS）大獎。不僅引起學界大量關注，甚至引起外國政府的興趣。

和中國同為主要出口國的巴西，官方發來郵件請他評價出口對巴西環境的影響，美國加利福尼亞州一個空氣質量管理局，也向他咨詢問題。他都未予置評。

在2014年，本次《自然》論文的研究項目正式啟動時，關于2007年的數據是否陳舊，小組內部討論激烈。談起這點，林金泰仍然感到為難，不同學科在數據統計、搜集和處理的難易程度都不相同，針對污染物排放的計算，2007年的數據已經是研究開始時能找到的最新數據。

最終，幾方達成共識。盡管世界進出口、貿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基本的觀念、性質沒有變化。

歷時兩年多，研究成果在《自然》發表。得知這一消息，作為論文第一作者的張強向同組成員發送了信息，林金泰則足足高興了兩天。

在記者采訪的當天早晨，他正哼著歌，把這項研究進行期間發表過的學術論文打印出來，釘在門外的黑板上。

到底誰該為環境的變好或者變壞負責

“到底誰該為環境的變好或者變壞負責。”在林金泰看來，這是研究思考的最終問題。

論文發表后，各國媒體都透露出反思的味道。“當加拿大人呼吸著比多數國家都要新鮮的空氣時，我們正在向那些監管不嚴的地區輸出污染和死亡。”一篇報道開頭寫道。

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16年美國與中國雙邊貨物進出口額為5785.9億美元，中國是美國機電產品、紡織品及原料、賤金屬及制品和塑料橡膠的首位來源國。

作為共同作者，史蒂夫·戴維斯在接受美國媒體采訪時表示：“在美國銷售的玩具往往是在中國制造的……我們正在有效地外包生產該產品的污染物。”

“說實話，這不僅是中美間、地區間的關系。人與人、人與企業、消費者與企業都是類似的關系。”林金泰說，“每個消費者這種行為都是一樣的，但很多人沒意識到這個問題。”

1997年京都會議召開時，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在《紐約時報》上發表評論，反對國家間買賣排放權，“全球變暖乃是一種累積性的危害。就整個天空而言，地球上哪些地方少排放一些二氧化碳、哪些地方多排放一些二氧化碳，實質上并沒有什么不同。”

他進而提出，“人們所要反對的是過量排放，一種浪費能源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讓林金泰憂心的是，人們雖然關心污染，但輪到自己行動時往往束手束腳。“說起霧霾每個人都很憤怒，可一旦車輛被限行，大家又不干了。”林金泰說。

盡管目前發表的論文集中于2007年的數據，現實環境中，新的變化正在出現。自2013年以來，中國政府為控制排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特別是大型設施如發電廠的排放量大幅下降。

林金泰發現，中國的許多產業不僅從東部往中西部轉移，也在向周邊國家和地區諸如東南亞、印度遷徙。“如果能源技術跟不上，經濟生產一定會產生污染，產業轉移只是改變了排放源區，但并沒有改變全球化大氣污染的問題。”

“常見的污染控制理念也好、控制措施也好，還是以生產端視角為主。我們要把全球化大氣污染的內在機制說清楚了，為社會提供一個新的看待生產與消費的思考方向。”林金泰認為，“這樣的認知可能比較新，從學術研究到政府公眾的接受，還會有個理解的過程。”

論文最后建議：“中國、印度和亞洲其他地區通過改善污染控制技術，將極大影響這些地區和全球范圍內的衛生保健。國際合作支持這種減排工作，通過國際貿易減少‘排放’，符合全球利益。”

自從做了這個研究，林金泰在家會把洗臉水、洗菜水攢到一起沖廁所。出去開會能坐高鐵就絕不坐飛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