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王澍成為中國第一位獲得普利茲克獎的建筑師，此前華人只有貝聿銘拿過這個有“建筑界諾貝爾”之稱的獎項。獲獎對王澍最大的影響是，他不再敢來中國美院象山校園了——這個他創造的園林里，總是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等著見他，“好尷尬啊”。

中國美院院長許江稱象山校園為“雅園”，并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充滿文人理想的圖景：山雨過后，溪水濁黃，潺潺流過山腳，清風拂瓦墻，游煙繞門廊……王澍穿著一身黑色中式服裝，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專訪時，正是在象山校園，正是在一個杏花春雨的午后。

這個不帶手機、甚少露面的建筑大師，在象山校園2007年落成的同一年，創建了中國美院建筑藝術學院。10年來，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教學生干什么，只是依稀聽說他的學生“不務正業”：大一做木匠、大三寫劇本、書法是必修課……

4月9日~21日，主題為“不斷實驗”的建筑藝術學院實驗教學展在杭州舉辦，這是學院第一次公開展覽。作為策展人，王澍說：“當中國本土建筑文化在過去幾十年中土崩瓦解，我們要從頭開始，再造建筑。”

學生做畢業設計，寫了兩個月小說

王澍記得，2001年創辦建筑藝術專業時，他把教學大綱遞給中國美院的一名副校長看。副校長看后沉默了一會兒，說：“你的大綱很有意思，但是這門課誰能教？”王澍想了想說：“我能教。”副校長又指著另一門課：“這個呢？”王澍想了想：“我能教。”一連十幾門課都是如此，副校長很無奈，王澍也很無奈。

“當時我找不到現成的老師，只有我一個老師，帶20個學生。很多人說按我們的教學思想去教，學生們會找不到工作。”從王澍的課程設計來看，這樣的擔憂不無道理。“如畫”“材料”“椅房”“批判/混響/邊緣”“建構”“觀繪”“書寫”“虛無/城市”，8個聽上去“和建筑沒關系”的版塊，構成了本科五年的教學系統。

王澍要求學生必須動手，甚至是親手堆夯土，因為“拿一把土在手上，和在紙上寫下‘土’字，完全是兩回事”。在本次展覽的顯眼位置，有一座高至天花板的“椅山”。王澍要求一年級新生上木工課，學榫卯，期末每人做一把椅子——不是模型，是實實在在的一把木椅子——能坐的那種。10年下來，學生的椅子堆成了山。

“不斷實驗”展覽中的“椅山”，椅子都由大一學生制作。

如果不做建筑師，王澍可能會成為一位作家。當年一心想考北大中文系的他，因為家人要求他必須念工科，最終作出了一個妥協的選擇——念一個能畫畫的工科——建筑。也許對文字還有執念，王澍要求學生寫小說、寫劇本、寫藝術評論；還給學生們開書單，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江村經濟》都是必讀書目。

“我們學生做了很多和建筑不相干的事。做畢業設計時，有一個小組的學生兩個月都在寫小說。但你會發現學生有那么豐富的想象力，學會了敘事。其實建筑是能敘事的，可惜大部分建筑師都不懂這個道理。”

除了手工、文學，王澍還是一位哲學老師。比如，他經常讓學生思考，什么是人的實際需求。幾室幾廳？這不是，這是房地產商給你的模板。“高層公寓有兩個原始模板，一是監獄，一是大規模養殖場，最后轉化成了人的居住空間，最高效，最便宜，但沒有社會關系。”

比如，他強調建筑師的“價值觀”。“所有大學的建筑系都回答不出我們的價值觀是什么，你對中國社會是什么看法。沒有看法你就開始設計了？我的學生就業率保持在學校前三，一般去小的工作室。他們可能很長時間內只能做小建筑，掙不了大錢。我給他們的價值觀是，要做有意義的事。”

“我做的建筑是建筑應該有的樣子”

王澍花了12年學建筑，但覺得“這套教育和中國的傳統和現實都沒有關系”，于是，他決定忘掉它。在1992~2000年間，他停薪留職，在西湖邊爬山喝茶，陪太太逛商場，在家洗衣做飯拖地板。

在此期間，為了生活，他也接了一些“裝修”的活，不僅做設計，還包施工——因為想知道這件事從頭到尾是怎樣的——后來他的學生也都是很好的裝修工。“甲方特別喜歡我。墻上的木龍骨，人家都拿破木條釘，我用標準龍骨，不懂偷工減料，經常虧損，但這是建筑學的原則。”

就這樣，王澍明白了每一個釘子是怎么敲進去的，搞清楚了工匠的每一個步驟，后來他的作品一般建筑師很難模仿，因為這建立在對材料和施工的足夠了解上。

象山校園是王澍帶著青年教師團隊做的，所有的圖紙、建筑施工圖都是自己畫。建造過程中，他一直在臨一本字帖。“我的建筑上的那一根曲線，相當于王羲之那個年代的一根曲線，經過我臨帖十幾年，變成我血液一樣的東西，別人無法模仿。”王澍說，至于拿了普利茲克獎，那只是“我們偶然被世界發現”。

有人說，在王澍設計的房子里特別容易迷路。王澍回應，英文里有一個詞叫enjoy，中國人現在都行色匆匆，不愿意徜徉，這需要恢復。

在建浙江富陽的公望美術館（2016年開館）時，工人一直砌不好屋頂，王澍也不知如何表達他想要的效果。正好有一天，彩霞滿天，王澍趕緊找到工人：“你看天和云的這個關系，我要的就是這個。”于是，工人一邊砌，一邊不時抬頭望天，果然成了。

王澍說：“我做的建筑是建筑應該有的樣子。中國的現實蒙著一片灰塵，我只是拿一塊布擦了一下，然后你發現，怎么那么好看，其實它一直在那兒。中國建筑是非常高水平的文明，但被拍到了地上，我們現在只是在重建。”

不培養大師，培養能面對中國社會問題的建筑師

王澍一直自稱是“中國建筑教育制度的叛逆者”，當年的碩士論文《死屋手記》就批判了中國整個建筑學界。時至今日，這種批判并沒有隨著時間而變得圓潤。

“雅園不僅是舒適優雅的生活，‘雅’這個字在中國古代是帶有批判精神的，是對所有庸俗的批判。”王澍說，“為什么要在一個美術學院里辦一個建筑學院？因為有很多問題沒有辦法獲得答案——有著世界最大建造量的中國，為什么沒有創造性的新建筑？有這么多的建筑活動，為什么沒有真正本土文化特征的新建筑？當社會經濟整個被房地產綁架和裹挾的時候，建筑師為什么集體沉淪、墮落、與房地產商成為共謀？”

中國的建筑教育究竟缺什么，藝術、資金，還是方法、設備？“都不缺。”王澍說，“我在工科大學里念了12年建筑學，最深刻的體會是，我們的建筑教育缺乏獨立的思想、立場、態度——只是建立在模仿的基礎上，模仿歐洲、美國、日本、香港，卻對中國自己的傳統所知甚少。”

建筑藝術學院剛成立時，王澍就提出，整個學院至少10年、20年的方向是，重建一種中國當代的本土建筑學。有趣的是，一個強調本土的學院，卻是中國美院最國際化的學院，現在全職外籍教師超過三分之一，因為“本土化一定要在一個真正國際化的背景之下重新定義”。

10年過去了，學院從一名教師到有了40多名在編教師，拿著不高的工資，做著理想主義的事情。王澍說：“造城運動還在繼續，我的學生會很痛苦，但我要為未來留下希望，留下一些人思考這些問題。肯定會有大量人消失在現實里，但只要有幸存者，我們的教育就成功了。”

30年前，王澍常常和師兄們在東南大學的校園里，激情飛揚地批判中國建筑。如今，師兄們有的已經成了中國工程院院士，這次也應邀來參觀展覽，“他們很高興我沒有變化，也希望我不要變”。

“想當大師，成功率不到2%。我不是培養大師，我培養的是面對中國的環境問題、社會問題，能做出相應設計的建筑師。學院走過10年，實驗剛剛開始。”王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