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靖安東周大墓出土織錦復織成果（左王繼勝，右王亞蓉）。

2017年社科院考古所紡織考古團隊合影。

伸出手，與記者交握，觸感微涼。

簡單寒暄，落座。她一雙素手交疊著放在腿上，藍色混金絲的衣服映襯著，尤顯得纖細；絲絲縷縷的皺紋淺淺地浮著，指甲光潔，唯有略顯腫脹的骨節打破了一絲美感。

她叫王亞蓉，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紡織考古學家，古絲綢修復領域的資深專家。人們尊稱其“王先生”。這雙手織補得了楚錦唐羅。

1. 古代紡織品實驗考古學研究第一人

2000年元宵節過了沒幾天，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老所長徐蘋芳給王亞蓉交代了一個任務：“最近不要出京，萬一呢！”

他說的萬一，是北京市石景山區老山駕校環形公路東南段路北山坡上正在進行的老山漢墓發掘。一旦遇到絲織品怎么處理，作為絲織品修復專家，王亞蓉隨時要去現場指導。

這座墓是公安部門破獲一起盜掘古墓案時發現的，是自1956年昌平明十三陵定陵和1974年豐臺大葆臺西漢墓之后，北京再次有“大墓”露臉。

更難得的是，中央電視臺第一次轉播考古發掘現場。一時，這座墓成了很多北京人茶余飯后的談資，誰都能點評兩句。領了命的王亞蓉跟大家伙兒一樣，也是透過屏幕看到了這樣的畫面：墓室已坍塌，棺木嚴重擠壓。專家直言：“漢墓封閉后的百年內就已經坍塌了。”

王亞蓉心里說不出的感覺。

一方面松了口氣，應該不會有任務了。因為這是北方，天氣半年干、半年濕，墓又是被盜過的，絲織品、紙張等有機類文物，幾乎沒有生存下來的機會。但更多的是惋惜。

不過這些絲毫沒有影響墓葬的熱度，報紙版面幾乎天天都有或多或少的消息傳出。老山漢墓發掘現場負責人、北京文物研究所副所長王武鈺不得不經常出來辟謠。比如“開棺”直播是誤傳；“便房”不是廁所，是一種墓制結構。

突然一天夜里，王亞蓉接到了電話。大概內容是，墓葬清理過程中，工作人員發現坍塌棺板分開的一層和二層間夾著一層絲織品。

“怎么辦？怎么處理？”對方問得急赤白臉。

王亞蓉腦筋轉得飛快：“既然打開了，就把上面棺板翻過來，先用水潤濕了的宣紙蒙在表面，然后用塑料布包上，一定要保濕，一定要避光。”

第二天一大早，王亞蓉被考古現場的車接來了。

“興奮，第一眼看到特別興奮。這是朱砂繡啊！”動作舉止婉約的王亞蓉，談到工作，說話卻都是直給型，即使自己最初判斷錯了，也絲毫不加掩飾，“后來，我發現不是。上下（板）都是成噸的棺板，兩塊板間形成了一個密閉空間。棺板上背紅色大漆，顏料已經被壓進了絲織品。”

真正的文物提取、修復要挪到屋子里進行。北京市文物局特意協調了一間臨時木板房，就在墓葬附近。

木板房居然被圍了，只要是玻璃的地方就有人扒著往里瞅。

“北方墓葬出土的絲織品太少了，別說普通人，考古隊的人也都想看。”王亞蓉的辦法挺絕——找報紙，把所有的窗戶都糊上，處置絲織品不能受到干擾，文物太過嬌氣。

這是很王亞蓉的一種態度。

即使如今，參與了《大國工匠》拍攝的中國絲織品第一人，談及出名的感想，一擺手，連搖頭：“麻煩！不喜歡。我就想踏踏實實工作。”

去年年底，王亞蓉在成都舉行的中國文物學會紡織文物專業委員會第二屆學術研討會上，亮出了自己最新的復織作品：東周雙色幾何紋經錦。

現場，她穿一身絳紅色旗袍，“粉絲”競相上前。有人提出：“王先生，您能和我們合個影嗎?”也有人問：“王先生，這卷錦的顏色好像比照片上的亮一些……”

古稀老者恬靜地應對，不急不躁。40多年來，她先后參與了長沙馬王堆西漢墓、法門寺唐塔地宮、北京老山漢墓等多處絲織品的現場發掘、清理、保護、修復工作，是開展古代紡織品實驗考古學研究的第一人。“先生”，這一尊稱她當之無愧。

2. 沈從文先生的高足

可在女先生的心里，先生是沈從文。她曾直言不諱地說，自己幸運得一良師，耳濡目染成就今日事業。

拜師的過程，與很多故事里說的一樣——無心插柳。

上世紀70年代。王亞蓉是北京玩具廠的美工，一雙手細細長長，像是雨后冒尖的新筍。

七十年代初只要有空兒，她就往北京圖書館柏林寺分館跑。去得多了，一位不認識的長者注意到她。有一次，他倆鄰座，老人問：“你怎么不去搞建設？”

王亞蓉據實以告：“我是來找設計靈感的。”

這位長者是時任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的楊纖如。他為有年輕人能踏實讀書而開心，于是跟王亞蓉要了電話號碼。“我想把你推薦給一位老朋友，他那兒書多，資料全，不過我得問問人家。”

“那您能告訴我他是誰么？”

“沈從文。”

王亞蓉聽了這三個字，壓根兒就沒覺得能有機會拜見先生。“他的書我讀過，《邊城》，我很喜歡。”

幾天后，王亞蓉接了一個電話。她結識了沈從文。

成為沈先生入室弟子，要面試么？

已經滿頭白發的王亞蓉抿嘴笑，指了指靠窗的小桌，最上面有一張A4紙，黑色線條勾勒出幾只靈動狗熊，或出拳、或下腰。

“這就是我的‘入學考試’。”透過圓圓的鏡片，王亞蓉眼睛彎成月牙，娓娓回憶：“楊教授帶我敲開東堂子胡同里的一扇房門。屋里暗，寫字臺上亮著臺燈，沈先生鼻口間還留有未揩凈的鼻血，拿著毛筆正修改文稿。”

二十多歲的小姑娘，好奇地打量——十二三平方米的小屋，架上是書，桌上是書，地上堆的還是書，雙人床上也堆滿了書，四壁凡手能夠到的地方貼滿圖片和字條。“聽楊教授講，沈先生多次被抄家。可如此陋室，鼻子里還塞著手紙的沈先生和老友談笑風生，我的無知讓我無法理解，他竟能如此快樂地講述他的工作。”

年輕的手與老者的手相握。“先生的手，柔若無骨。”

王亞蓉去求教的次數多了，得知沈從文奉周恩來之囑要編一本《古代服飾資料》。但“文革”期間，他被這本書所累，挨了不少批斗。曾輔助他編輯書目的陳大章、李之檀、范增等人也都各自忙去了。只有沈從文覺得“不管怎么說搞出來，對年輕人以后會有用的”。

“得知我是學繪畫出身的，沈先生鼓勵我試試！”

第一幅畫，是河北三盤山出土西漢錯金銀銅車馬器上的六只狗熊的摹繪。“可能覺得我畫得能入眼，從此，我就開始追隨先生學習，并結識了王 （音旭），一同成為沈先生的助手。”期間工作調動幾經曲折。

在王亞蓉的記憶里，沈從文喜歡別人跟他探討問題，博古通今的他總能從一個小問題串出一大堆。“他是我見過的真正的男子漢！”王亞蓉用一點一滴，去努力學習先生的品格，“一切不孤立，凡事有聯系。如果沒有這些實物資料，什么紡織考古都無從談起。”

3. 第一次參與戰國楚墓絲織品發掘搶救

王亞蓉第一次參與大型墓葬的發掘，是1982年初，湖北省江陵馬山一號楚墓發掘。那會兒，她還不是先生，是沈先生的入室弟子。

這座墓葬是當地磚瓦廠取生產用土時偶然發現的。打開槨板，完整的絹制棺罩露了出來。

當年，戰國時代的絲織品，只有湖北、湖南有些零星的絹織物、錦織物殘片、針織物和編織物出土。人們對戰國絲織品的認識是：小花回形的幾何文錦。

如果可以完整起取棺罩，將是一個重大收獲。主持考古的張緒球、彭浩等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所長夏鼐支持。

于是臘月二十七，王 和王亞蓉被派去湖北江陵。

為了怕絲織品在陽光下受損，也怕圍觀的人太多影響工作，文物起取是在一個寒冷漆黑的冬夜，由一個連的解放軍戰士來圍圈警戒防護。

王 負責下墓指揮，王亞蓉蹲在墓口逐一拍照記錄。

棺材上的槨板取下來了，棺上擺放的竹枝，瞬間由翠綠色變得枯黃。這是考古人的眼福，更是考古人的遺憾。

棺蓋慢慢掀開，王亞蓉形容：“眼前一亮，無限美麗！”

“快蓋上！”王 命令著，因為興奮聲音走了樣。僅一眼，他已經斷定：“完好的滿棺錦繡，現場不能開棺！”

運回去？湖北省考古工作人員犯了難。前段時間有個類似的墓葬，棺木運回博物館的途中，棺內的絲織品在棺液里被晃散了。

王 是中國考古界紡織品文物保護專家，他四面敲了敲棺木，憑經驗判斷絲織品飽含水分，但棺內沒有積液。

雙方各執一詞，爭論持續了兩個多小時。那會兒王亞蓉還是“新人”，沒有發言權。

荊州市文化局負責人問王亞蓉：“王先生的話，可信度能有多大？”

王亞蓉絲毫沒猶豫：“請相信他！”

最后，現場決定按王 說的辦。湖北電影制片廠的攝影師張劍輝跳上車，高聲喊：“王 ，文物要是出了問題，我上北京告你去！”

在吼聲中，棺材緩緩起吊，被運回。

大廳里，棺蓋徐徐除去，文物毫發無損。“王工！我服！”張劍輝發自內心地說。

清理這座墓的紡織品，需要若干張面積為3米、寬2.5米的工作臺。

情急之下，水泥地面鋪上了板子、襯布成了工作臺。王亞蓉拿個小墊子，跪著干。干著干著，墊子就留在了原地，人就跪到了冷冰冰的地上。

一切都是在跟時間賽跑。“覺得多長幾只手都不夠。幾十天，跪累了就爬，然后再跪，膝蓋起了繭。”王亞蓉說，“因為和青銅器、瓷器等不同，這類文物屬于有機蛋白類，非常容易遭到腐蝕。墓中出土的絲綢，大多穿在墓主人身上，伴隨著尸體的水化而被腐蝕，極難保存。按理說，墓葬千千萬萬，入土時都有絲織品衣物，但是受地理環境、微生物和尸身水化分解等影響，多數墓葬的絲織品往往一出土便會發生褪色甚至粉化。所以才有千墓難出一件絲的說法。”

冬蟲夏草，千年輪換，竹枝的一瞥永遠地留在了王亞蓉心里。

“早期，有些文物報告不重視絲織品文物，可能就寫出土了紅色的、黑色的絲織品。這就等于沒說。更何況，有些絲織品就是泥漿狀的，沒有臨時處置經驗的……”還有后半句話，快人快語的王亞蓉沒有說。

停頓了一兩秒，她說：“綾羅綢緞，實際上都是不同的織造方式。絲織品出土的時候必須清楚，因為太嬌貴了，很可能以后就沒有了。”

4. 千年絕品在她手上重生

2007年，國家文物局專家組建議，王亞蓉帶著7位首都博物館的館員參加江西靖安東周大墓的紡織品發掘保護。因為7位都是年輕女孩兒，所以現場經常有人說 “王先生帶著‘七仙女’又下墓了”。

這個墓葬保存的大量人類遺骸，填補了中國南方地區先秦人類遺骸研究的一項空白，為先秦時期南方地區體質人類學研究提供了重要標尺。

王亞蓉的電腦里，至今保留著當時現場的一些照片。土坑里，密密匝匝地排列著47具棺木，最密的地方連插入一只手的縫隙都沒有。其中可鑒別的人骨均被認定為女性，年齡從15歲到25歲不等。

萬幸的是，因入葬時密封手段較好，且地理環境等機緣，兩千五六百年前的織物實體呈現在眼前。“潮濕，每具棺木都浸滿積水。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絲織物少受微生物的侵蝕。”

在墓葬附近有一座糧倉，王亞蓉將這里消毒后，改造成實驗室。十臺立式空調，室溫控制在十七八攝氏度。

虹吸處置后的棺木里，所謂絲織品在外行眼里就是一塊塊的泥巴。把每一件再展開，都要依靠微微水波的力量。

在王亞蓉的主持下，臨時工作臺搭起來，四周用造塑料大棚的材料建一圈淺池。池子一角放一塊海綿，有人拿著盛著水的盆，把手浸濕，水珠順著手指尖滴答滴答，落在海綿上。

海綿飽和后，才會向外滲水，池子里的水一點點漲起來，王亞蓉和“七仙女”唯一能做的是用手輕柔地拍打水面，一圈圈漣漪蕩出去，漾起千年前的錦繡。

2攝氏度的水里，年輕的和不再年輕的手毫無保留地浸入。王亞蓉的骨關節也因此變得腫脹。可她對這段經歷的回憶是“幸福與責任”。

這一場在2攝氏度水中的搶救花費了王亞蓉近兩年的時間，每清理一片紡織品，都需要換幾十次水。

時光仿佛再次被凍結了。

坐在棺木前，王亞蓉要用眼科手術里最尖的鑷子，將絲織品上的小沙粒一點點挑出來。“動作要輕柔，稍微一手抖就是一個洞。”

在泥沙里滾了千年的古絲綢，已經很難看出薄厚深淺。王亞蓉拿著羊毫筆，如春風一般輕撫，拂在泥坨表面，一點點掃落粘脫泥土。功夫全在力度的拿捏。

不足尺方的一塊織物，打開古老的泥封，就需要一個多月的時間。

“即便是紡織物印在周邊泥土的印痕紋樣，也是一種證據。我們會通過文字、圖片、影像等手段記錄文物出土的樣貌，并盡力去保留。”王亞蓉曾在靖安東周的墓葬，找到一件破損不堪只有殘存部分的衣服遺存，是左襟壓右襟。“空口無憑，這，就為古人右衽穿衣的習慣提供了實物佐證，推論的研究結果是不易站住腳的。”

歷史的真容呈現出來，總是令人激動和振奮。

黑紅似漆器般精美的幾何文錦在200度的顯微鏡下，東周紋理纖毫畢現：經線密度達到了每厘米240根。“相當于每毫米內要排列24根經線，而現代高級織品每毫米大約排列10根經線。”王亞蓉贊嘆，“兩千多年前的人們，養蠶、繅絲、織造等每一個環節都一絲不茍地完成，才能達到如此精度。技藝水平的高超不言而喻。”

仁厚的大地珍存了千年的絕品，不能在自己手里損傷纖毫，王亞蓉更希望它們在自己手上重生。

她遍訪各地，在蘇州找到了老織工李德喜夫婦，三人年齡加起來超過了兩個世紀。千絲萬縷在他們面前，一絲不茍地被梳理著，嘗試恢復古法排列。

從為絲線染色開始，一次次染色、改裝經織機進行織造，經過一年多的嘗試，第一塊唐代法門寺四經絞小花羅被復制出來。

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素紗襌衣”，折疊六七層后還可以清晰地看到報上文字。“剛出土的時候顏色還很鮮亮，但氧化現象等是不可能避免的。不管是對外展覽，還是作為資料，總不能拿出來是一件破破爛爛的衣服啊。”王亞蓉說，“所以再難，我也要把這些文物修復好。”

如今，在位于蘇州的紡織考古實驗研究基地，有5臺木質大織機，這是王亞蓉和主要助手王繼勝先生帶著團隊，參照古代織機設計制造出來的。四經絞花羅、漢代襌衣、唐代織錦，沒落的輝煌被再現。修復短則幾個月，長則幾年甚至十多年。

王亞蓉在自述中寫道，“我似有一種使命，事業上一個人努力支撐，癌癥也好，心梗也罷，居然有驚無險地過來了，帶領著北大、復旦、理工大學、服裝學院的一批有志研究紡織文化的碩士生、本科生，多年辛勤努力，完成了北京雙塔寺、白塔寺紡織品修復保護，研究放置了半個世紀的元代紡織文物，主持江西靖安東周大墓絲織品的發掘，清理了清代六腳趾武官干尸……在這一系列工作中，終于培養出了一批年輕人，沈先生、王先生開創的事業，算后繼有人了。”

如今，王亞蓉的辦公室里，桌上是書、柜子里是書，凡觸手的地方都是書，每次翻書的時候，她的大拇指彎曲得并不自然，這是常年從事修復工作留下的病根兒。不過顯然她并不在意，她總是笑呵呵的，即使描繪曾經的坎坷。

“我國至少有七千多年的用絲史，因為蠶桑織造和絲綢之路而聞名世界，卻很少有對絲織品進行著書立傳的傳統。一直到沈從文先生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才開啟了對中國紡織服飾文化系統研究的序幕。我見證了中國絲綢文化的博大精深。”臨近采訪結束，王亞蓉又一次提起了采訪開始時的話題，“絲綢，開啟了世界歷史上第一次東西方大規模的商貿交流，中國也一度被稱為‘絲國’。可是現在無論是考古隊，還是高校，幾乎沒有專門針對絲織文化研究保護和修復專業人才的培養，我很擔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