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的話

2014年五四運動95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在與北大師生座談時曾指出，青年是“標志時代的最靈敏的晴雨表”，“青年的價值取向決定了未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對青年價值觀的關注與討論從未止歇：1980年5月，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刊發在《中國青年》上，誠摯抒發了那一代青年的困惑和創傷。轉眼之間，改革開放已近40年，在去年年底的一個論壇上，北大心理學學者徐凱文的演講《時代空心病與焦慮經濟學》引發了一場“北大空心病”的熱議，后續爭議與討論仍引人深思。

青年價值觀近40年來到底經歷了哪些變遷？教育和婚姻問題在其中占據著何種位置？通過校園教育，當代教師在科學、人性化地關懷青年一代上又有哪些可以作為的空間？為此，《思想者》特約請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范雷副研究員、北京科技大學基礎教育管理中心張娜主任、蘇州大學鳳凰傳媒學院陳一副教授予以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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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觀變遷中的女性因素

■在女性越來越獨立的進程中，婚姻的意義也從根本上發生了變化，由于越來越多的女性能獨自養活自己，婚姻也逐漸擺脫客觀因素的影響，個人幸福成為人們選擇婚姻的首要追求。為了獲得個人幸福，當代女性逐漸遠離傳統女性“為他人而活”的人生信條，因此，離婚對于女性而言越來越普通，女性有強烈的愿望“去過一點屬于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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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發表在《中國青年》雜志上。這封信誠摯地書寫了青年的人生痛苦和創傷，信中這樣寫道：“我今年23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復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反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到紅到灰白的歷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絕望的歷程；一段思想的長河起于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歷程。”此信一經刊登，即引發一場全國范圍內關于青年的人生觀大討論，社會各界尤其是高校對這一問題的專場討論不勝枚舉。

30多年后，北京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副主任徐凱文在去年年底的一個論壇上作了一個演講《時代空心病與焦慮經濟學》，其引發的熱議一直持續至今。徐凱文在這篇演講中總結說，“一些學生因為價值觀缺陷導致了心理障礙”，他稱之為“空心病”——“他們不知道為什么活下去，活著的價值和意義是什么。”

如果說“潘曉來信”點燃了上世紀80年代青年自我意識的火苗，徐凱文提到的“空心病”則是當代青年在探索自己生活道路過程中值得關注的熱點現象。在當代，究竟為誰而活？為怎樣的生活而奮斗？活著的意義究竟是什么？就這些很難歸納出一種占據主流的觀點，但是，越來越多的當代青年奮斗的目標如金錢、工作、權力、愛情等，它們無疑是“為自己而活”的人生觀的體現，而最能證明“為自己而活”的現象越來越多的一個例證便是，當代青年女性的個人選擇日益增多，生活經歷日益多樣化——我們的青年女性逐步走出“為他人而活”。下述社會現象就能證明這一點。

“剩女”、女博士等女性群體名詞的社會污名化

有研究已經發現，近30年來，我國男女兩性無論是總體的還是在不同類型高校中的入學機會差異，均呈現出逐漸縮小的趨勢，而且當前女性獲得的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已經超過男性。女性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使得青年女性能夠對自己的生活有更多自主權，這有助于發展她們的自我意識，使她們真正地為自己而活。

女性教育機會的大大提升，促進了女性社會地位提升，但與此同時，追求自我生活道路的青年女性也遭到社會污名化的威脅。當代青年女性可以追求自己的生活，制訂自己的人生計劃，探索自己的未來，但由于她們的平均教育程度較其父母大幅度提高，尤其高于她們的母親，因此，她們不得不甩開以前傳統的婦女角色和形象，并且生活規劃也不同于她們的母親。而且，社會中也有一部分人懷有十分傳統的觀點，即認為女人應為家庭而活，這些人會強硬地站到“剩女論”“回歸家庭論”的支持隊伍中，對于受教育程度高、有能力獨立生活但未婚未有感情生活的女性，勢必會加以激烈鄙視。

婚姻逐漸擺脫客觀因素的影響

以往的工業社會中，“男主外、女主內”的勞動分工得到廣泛認可，而當代社會中，尤其是城市中產階級家庭中，女性越來越多地外出工作。脫離了單調的家庭環境，女性不得不在外面的社會世界中打拼，在社會環境中，她們不再是女兒、姐妹、妻子，她們的生活和抉擇不再直接“為他人而活”，她們不再是家庭的核心，她們是一個個體，獨自在社會中打拼。

在女性越來越獨立的進程中，婚姻的意義也從根本上發生了變化，由于越來越多女性能獨自養活自己，婚姻也逐漸擺脫客觀因素的影響，個人幸福成為人們選擇婚姻的首要追求。為了獲得個人幸福，當代女性逐漸遠離傳統女性“為他人而活”的人生信條，女性有強烈的愿望“去過一點屬于自己的生活”。

期待善于推動社會前進的青年多一些

上述社會現象已經表明，在當代青年女性的生活環境里，她們是如何從“為他人而活”逐步演變到“有一點屬于自己的生活”，在這個過程中她們遇到的危機又有哪些。窺一斑而知全豹，當代青年在探索“究竟為誰而活？為什么而活？人生的意義在哪里？”的過程中，與青年女性這一群體所面臨的問題一樣，即在社會發展的推動下逐漸發展出個人的意義，有能力探索個人的獨特意義，但真的想獨一無二時，又很難得到傳統的支持，面臨的危機又轉嫁到了個體身上。

上世紀80年代潘曉的困惑，以及如今不少學生不知人生意義在哪里的迷茫，都體現了一種“被迫的自主性”，社會學家鮑曼曾指出現代的社會結構迫使人們成為積極、自主的個體，必須對所面臨的問題承擔全部責任并發展出一個自反性的自我，而這個社會結構便是高等教育體系、勞動市場、國家規定等一系列社會制度。當社會制度推動個人選擇的增多，個人認為自己可以自主自決創造人生意義和人生軌跡時，社會的輿論、對危機的譴責、對個人的污名化等也同樣使得個人迷茫，責任也不得不由個人來全部承擔。

這樣狹窄而彎曲的人生道路，青年又能有多少可以順利通過呢？當下，絕大多數青年會通過從眾來實現個人的生活，即對于社會制度的依賴使得充滿活力、充滿希望的年輕人不得不通過現有的規則、法則度過自己的人生，因此他們在狹窄的人生道路中，只能小心翼翼地拉手前行。

當下，筆者懷念上世紀80年代的“潘曉來信”、憂慮“空心病”的學生，不過是期待未來狹路行進的過程中，勇敢者多一些，勇于、善于推動社會前進的青年多一些。

當前青年價值觀變遷主要特點

■與上世紀80年代“潘曉討論”中將青年價值觀問題“意識形態化”不同，目前的“空心病”討論則是將青年價值觀問題“社會問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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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病”一詞的確與價值觀有關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價值觀念領域的沖突、變化尤為激烈和深刻。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紀念五四運動95周年之際到北京大學與廣大師生促膝談心時曾指出，青年是“標志時代的最靈敏的晴雨表”，“青年的價值取向決定了未來整個社會的價值取向”。回顧改革開放以來，從由《中國青年》讀者來信引發的“潘曉討論”，到心理學學者徐凱文演講《時代空心病與焦慮經濟學》引發的“空心病”討論，社會對有關青年價值觀的關注從未間斷。而青年的價值體系運作機制，也從全社會整體靜態調節為主走向青年個人動態調節為主，在社會活力增強、節奏感加快的同時，不安定感和失落感在某種程度上也上升了。

改革開放初期的“潘曉討論”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自上而下發起的，是為解決青年中存在的由理想主義與社會現實較大差距所引發的困惑、失落而展開的。這一討論涉及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等各個方面，成為新時期分析我國青年價值觀變遷的原點。而目前有關“空心病”的討論，從某種意義上說是改革開放以來青年價值觀變遷的延續，它以互聯網討論的形式，聚焦于個體的生存意義，反映出在工作、生活壓力不斷增大背景下青年一代的極度焦慮。兩者盡管在討論內容、形式及社會影響上存在一定差別，但本質上都反映出青年對于所處不同現實社會的敏銳反應，以及對自身價值觀的積極思考。而“空心病”的討論則表現出當前青年價值觀變遷的主要特點，即對改革開放以來青年價值觀的再思考。

“空心病”一詞是由北京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中心副主任徐凱文在題為《時代空心病與焦慮經濟學》的演講中提出的，這位大學心理咨詢師從心理健康角度描述了北大學生中部分存在的“情緒低落、興趣減退、快感缺乏”等現象，其癥狀與抑郁癥相似，按抑郁癥治療卻無效，因此徐凱文將其歸因于“價值觀缺陷所致心理障礙”，并比喻為“空心病”。

如果僅作為一種心理障礙現象，“空心病”并沒有什么特別，但它與價值觀缺失相聯系并引發網絡熱議，進而成為社會現象，則表明“空心病”一詞的確觸動了“價值觀”這一社會敏感的神經，即使是反對這一比喻的人也延續價值觀話題而反問：“所有的意義，都是被建構出來的。而需要被建構才能出來的東西，又怎么可能是必需品？”由此，有無“意義”的問題延伸到要不要“意義”的問題，這就表明“空心病”一詞的確與價值觀有關，并揭示了代際之間對于“價值觀”本身價值的不同看法。

青年價值觀的矛盾沖突的表現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價值觀發生了較大變化：就價值目標而言，由理想主義向現實主義轉化；就價值主體而言，由群體本位向個體本位轉化；就價值取向而言，由單一價值向多元價值轉化；就價值評價而言，由排斥向寬容轉化。而否認“意義”有意義、否認“價值觀”有價值，也是當前社會價值觀方面現實主義、個體本位、價值多元及寬容的極端表現。因此，“空心病”一詞所引發的討論涉及了要不要有價值觀、人們目前有沒有價值觀，以及應該有什么樣的價值觀等一系列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討論是人們對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價值觀遠離理想主義、群體本位后的再一次思考。

青年個體目標與現實社會間的差距加大，通常是青年個體價值觀內在沖突形成和加劇的主要原因。青年初涉社會，家庭、學校所要求的價值觀、個人目標與其獨立生存的社會現實之間存在一定差距，這就使青年價值觀面臨多重矛盾并需要自我調適。目前，青年價值觀的矛盾與沖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自我期望過高與實現自我價值的條件不足。改革開放為個體發展開拓了較大空間，青年承載家庭和學校期待對自身發展有更高期許，但其最終實現與否依賴于個人能力、自我奮斗和外部環境等多個條件。一旦期望遇阻，便極易產生價值觀動搖。

第二，個人本位和集體本位的沖突與矛盾。盡管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價值觀由集體本位轉化為個人本位，但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友善、團隊中的互助合作依然是個體生存的基本原則，在實現自我的同時，促進社會發展、實現社會公正，參與社會公益，依然是社會對個體的更高要求。因此，青年在個人與集體、奉獻與索取間徘徊游離、自我調適的過程，也會對其原有價值觀產生影響。

第三，價值取向多元化與價值評價多標準考驗著青年對自身價值觀的調適能力。當前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日益多元，為青年提供了多樣的選擇可能，以寬容取代排斥來化解多元社會的價值困擾成為人們的對應之策。但在具體環境、具體問題上，社會中的個體仍舊依其價值觀作出確定的唯一選擇。因此，多元背景下的抉擇考驗著青年對自身價值觀的調適能力。

教育問題始終處于關鍵性位置

與“潘曉討論”中將青年價值觀問題“意識形態化”不同，目前的“空心病”討論則是將青年價值觀問題“社會問題化”。其討論的核心，不只是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而是圍繞焦慮、教育等現實話題而展開。這就構成了“空心病”討論所表現出的當前青年價值觀變遷的另一主要特點。

在將青年價值觀問題“社會問題化”過程中，教育問題始終處于關鍵性位置，它一方面被認為是青年價值觀出現問題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被認為是解決青年價值觀問題的重要途徑。

將青年問題歸因于教育是目前的慣例，它既反映出我國學校教育中的確存在某些問題，也表現出人們對于正規學校教育在青年成長中作用的高度依賴。現代教育制度是基于國家主義的權力要求、平等主義的教育理念和精英主義的利益誘導而建立的。精英主義的利益誘導，對于個體的社會身份獲得和社會階層確實至關重要。當現代教育能夠在較大程度上決定人們命運的時候，它所受到的指責之多也就不言自明了。

現代教育基于考試這一以部分推測全部、以現時推測未來、以虛擬狀態規避現實風險的個人特質評價活動，建立了學歷制度后，每一次考試的通過都成為個人人生一個小目標的實現。當學歷制度因其作為社會快速識別個人能力的工具，而成為連接社會與學校的接口；當考試制度以其在評價、選拔等方面的效率而成為人們獲得學歷的必要途徑后，一條經由學校階段的考試而在一定程度上決定個人未來社會地位、經濟收入高低的社會流動捷徑，也就形成了。基于考試所形成的一連串由現代教育制度設定的個人目標，最終通過高考實現后，人們才發現教育之外的目標變得更加難以選擇。因此，過度依賴教育制度內設定的考試目標，既是教育制度自身的問題，也是社會自身的問題。此次“空心病”討論主要集中于“985”“211”學校，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這一特征。

青年群體價值觀的自我調適

無論是人們對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價值觀遠離理想主義、群體本位后的再思考，還是將青年價值觀問題“社會問題化”尤其是“教育問題化”，均表明作為社會新生力量的青年，始終沒有停止對于自身目標與社會現實之間所存在差距的思考，這也是青年價值觀作為問題存在的意義和青年價值觀變遷的動力。一般而言，這種思考是個體成長過程的必經階段，但其由個體層面凸顯為社會層面，則反映出相關問題的普遍性。在當前社會變遷加速的背景下，關注教育競爭氛圍中青年群體的成長，關注老齡化社會中青年群體的呼聲，關注高成本城市生活中青年群體的負擔，將在很大程度上減輕青年群體價值觀自我調適的壓力。

“空心病”不能只怨青年

■“空心病”的受害者一定是各有各的具體情況，“一人一策”才是真正關愛學生、解決問題的辦法。說白了，還是得用心、用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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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起來都挺“迷惘”，甚至也涉及“自殺”這樣的極端話題，但這次所謂大學生“空心病”的討論，與當年的“潘曉來信”不一樣。當年的“潘曉來信”是青年自我與主體性的覺醒，是自我反思性的體認，而如今的“空心病”似乎印證著部分青年主體意識的稀薄，折射了某種自我放逐。

“空心”源于回避“意義”二字

筆者沒有查到徐凱文先生關于“空心病”一文中各種數據的具體來源(如“北大一年級新生，無論本科生還是研究生，40.4%的人認為活著沒有意義”)，因而無法去核實這些數據采集的科學性與準確性，但是根據自己在高校工作的觀察，類似情形的確存在。

最近，我一直在和即將畢業的本科生、研究生談畢業論文，我認為文科的論文寫作就是一個“尋找意義”的過程，循著“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邏輯，寫一篇符合學術規范的論文，應該是大學生在一段學習結束時給自己最好的交待。遺憾的是，很多學生坐到我對面時一臉茫然，他們不知道有什么話題可以挖掘、有什么現象值得討論。當你覺得活著都沒有意義的時候，還有什么學術問題會讓你覺得有意義呢？

一些大學生回避“意義”二字，這絕不僅是在大學階段形成的。我們的教育從幼兒階段開始，更習慣于讓孩子“接受意義”而不是“尋找意義”。網上流傳過一篇中美歷史教育比較的文章，在學習某次戰爭的時候，中國學生被要求熟記時間、地點、事件這些“史實”，而美國學生會被要求寫一篇小論文分析“如果這場戰爭英國軍隊贏了會怎樣？”

我們的學生習慣于認為，教材的說法總歸是對的，老師講的也一定是對的，從而在一開始接受教育時就缺乏反思和批判的動力，也逐漸養成了實用主義傾向——只要和書本、老師一致，就能拿到分。

分數是我們學生的“命根子”，網上說“五年高考三年模擬”，這直接導致我們的學生進入大學以后出現很多不適應：要么覺得進入大學后可以喘息一下；要么覺得父母規劃的人生目的已經實現，可以交差了；要么把大一變成“高四”，依然用中學“刷題”的思路來應對大學的學習，考前突擊一番，最后分數還不錯……

大學階段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時光之一，大學生出現上述種種情況，再與大學的“擴招”、功利主義和數據導向的考核以及師生關系的淡漠等問題疊加在一起了，因此，簡單地把板子打在青年身上是不妥的。

“焦慮”折射出時代境遇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特定的命題和問題。在“潘曉”之前，我們有“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在“潘曉”之后，還有“平凡的世界”。在任何急遽變動的時代，個人與時代的關系永遠會擺在青年面前，而大學生的精神狀態又是一個重要的風向標。

歷史地看，人的精神狀態也是近現代西方文學和哲學討論的一個重點。1925年英國詩人托馬斯·艾略特創作了詩歌《空心人》(The Hollow Men)，刻畫了現代人的無聊、空虛、焦慮的精神生活，被認為是描寫當時人的精神狀態的代表作。1930年，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寫出了《時代的精神狀況》一書，特別討論了“個體自我在當代狀況中的維持”“精神的衰亡與可能性”等問題。雅斯貝斯曾長期在德國海德堡大學研究心理學和精神病學，他說：“以往是少數人焦慮地思考我們的精神世界所面臨的危險，而現在，大戰以后，這種危險的嚴重性已是人人都清楚了。”1964年，面對西方世界進入發達工業社會之后的各種問題，另一位美籍德裔哲學家馬爾庫塞出版了《單向度的人》一書，他闡明了西方社會中人們內心里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是如何被一點點侵蝕掉的，人最后如何成為“單向度的人”，即喪失了創造力，不再想象和追求與現實生活不同的另一種生活。

如果說以往我們在讀這些內容時還覺得都是“西方語境”，那么現在這些問題也隨著中國社會高速的變革與發展來到了我們面前。馬克思說，“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這也許就是“時代的精神狀況”在大學生群體中的表現。我在做大學生班主任時，常會去學生宿舍轉轉，讓我擔憂的是，學生宿舍的很多書架上，最多的幾種書往往是公務員考試、英語考試、計算機考試和心靈雞湯類。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我的導師告訴我，他們在上世紀80年代初讀大學時，宿舍條件很差，沒有獨立書架，但當時的大學生卻如饑似渴地閱讀各種經典名著、床上床下塞滿了書……

當然，當年的大學生由國家負責分配工作，不用交學費，能讀書自然遠強于“晝出耘田夜績麻”。如今的大學生必須面臨市場的選擇、經濟的壓力，面對這樣的形勢，一方面有可能轉化為奮斗的動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導致非常功利化地讀書和生活，在這個過程中如果遇到挫折，更容易產生各種消極情緒乃至迷失自我。

我們在短短十幾年時間里讓我們的高等教育入學率趕上了中等發達國家，但同時也有相當多軟件和硬件沒有跟上，對整個大學生群體的心理干預也還比較滯后。高等教育普惠百姓是一件好事，但文化心理、群體心理這些層面的跟進和調適，可不像造一幢教學樓那么容易。

應對“空心病”須防簡單粗暴

現在不少大學生，就像“被拉壞了的彈簧”，每只彈簧都有它一定的拉伸限度，一旦超過極限，再想恢復這個彈簧的功能就很難了。或許，這些青年正是“空心病”的受害者：當來自教育系統和社會其他方面的壓力過多地傳導到他們身上的時候，他們的內心可能就塌陷了。

中國傳統文化中推崇的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時至今日，不少青年可能更接近于卡夫卡說的“我們稱之為路的，不過是心中的彷徨而已”。今天的年輕人如何找到自我，如何幫助每個年輕人找到自己獨特的路，讓他們不彷徨或者不太彷徨，這能否作為應對“空心病”的一帖藥呢？

面對“空心病”，最先訴諸行動的必然是各級教育工作者。我們不一定有能力改變整個生態，但是我們可以打造一個小的試驗田，讓學生盡可能獲得一些“分數之外”的東西。雅斯貝斯在另一本名為《什么是教育》的書中說，教育活動關注的是，人的潛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并加以實現，以及人的內部靈性與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質言之，教育是人的靈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識和認識的堆積。誠哉斯言，雖然做起來難上加難，但不妨有空拿出來品咂一番。

此外，全社會不妨以此為契機，展開對“空心病”現象的嚴肅討論和學術研究。我查閱了中國知網，發現徐凱文先生本人至今也還沒有在學術期刊上公開發表過直接和“空心病”相關的研究成果。“空心病”不一定能成為學術概念，但與之相關的文化現象、社會現象和心理問題，一定是可以研究的。如果“空心病”只是被媒體和大眾炒來炒去，那只能說明這種“病”在到處蔓延。

最后，我們要警惕那種用簡單粗暴的方法去應對“空心病”的做法，莫將教育者自己的焦慮轉移到學生身上。相關學校和部門，千萬不能因為看到有“空心病”現象的報道，就把學生一批批拉去聽講座、做測試、填量表、建心理檔案。從表面上看，這樣做了之后學校可以表態說“我們工作不缺位了”，不過“空心病”的受害者一定是各有各的具體情況，“一人一策”才是真正關愛學生、解決問題的辦法。說白了，還是得用心、用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