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最新一期的《檢察風云》雜志刊登了追蹤國家信訪局腐敗窩案的報道。報道揭露，國家信訪局原副局長許杰僅在修改信訪數據、處理信訪事項方面就受賄550多萬元，其下屬、來訪接待司二處原處長孫盈科收受百余地方信訪干部錢物520多萬元，六處原處長路新華收受114名信訪干部和兩名上訪人員錢物130多萬元。

信訪制度從制度設計層面講，是解決個案公正的一種救濟途徑。其設計本意，是將申請救濟人的申請途徑與原來個案的處理途徑進行分離，在更高行政管轄權的層面對原決個案進行重新審視，從而在實現個案公正的基礎上，暢通整個行政體系的決策、執行、監督、檢查、校正、再執行的環路。因此，從政治制度和行政體制上講，在地方事權由中央確定的單一制國家中，國家信訪制度的實質，是通過個案公正的救濟來檢查、校正和實現政治與行政的社會功能。

在政治與行政操作中，政策的決定、執行與監督、檢查之間，應該通過不同的路徑來實現。這就是說，政治與行政體系中的決策、執行與監督、檢查功能應該分離，政策的執行操作與檢查校驗應由分屬不同事（權）主（體）的不同機構來完成。這是評價決策現實度、衡量執行能力、判定政策綜合社會效果的不二之選。

國家信訪制度是獨立于地方的決策、執行和監督一體化體系之外的監督和評價體系，也是政策執行結果的個案救濟程序，在中央政府各部門之間以及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搭建的一條監督和檢校的回路，由此強制性地將決策、執行與監督、檢查在不同層級上分離，以便判斷政策的功效以及評價中央政府各部門和地方政府的行政績效。因此，國家信訪制度出現差池，不僅使個案公正和社會正義無法實現，也使中央政府各部門和地方政府的決策可行性以及行政績效的評價失去了根據。

也正是因為國家信訪制度有如此功能，作為國家最高信訪機關的國家信訪局，就成了那些決策失誤、非依法行政以及社會治理不佳的地方政府的公關“主戰場”，國家信訪局窩案官員也遂將這個功能作為尋租工具。國家信訪局腐敗窩案，折射的正是國家行政操作系統中的結構性問題。這種結構性的問題如果不從制度設計的層面加以解決，則其所暴露的問題也不會得到徹底的解決。

正如報道中所說，許多地方政府都有長期駐京截訪人員，甚至設有“黑監獄”，屢屢曝出非法拘禁的丑聞。這些由地方公安、信訪部門抽調的駐京截訪人員，為了堵住中央政府的“耳朵”，公然以財政款項行賄國家信訪局官員，以便讓這些官員為其本地的上訪案件做“銷號”處理，不在全國信訪信息系統中留底，以掩蓋地方治理的實際情況。

由此可見，健全機制，完善和發揮國家信訪制度的社會功用，必須從建立一支風清氣正的信訪隊伍著手。對這一領域的腐敗行為，不僅要利劍高懸、露頭就打，更要建立健全監督機制，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