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是個雅人，寫作之余寫字畫畫遣興。雖說對自己的畫他總是謙虛地說，“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可這與事實相違。但凡有一點因緣際會，跟他索要字畫，不管是文人雅士、平頭百姓，他都慷慨大方，有求必應，有時還主動送給人家。舉個例子：他曾約林斤瀾、邵燕祥兩位好友給一位素不相識的作者的一篇散文《愛是一束花》寫評論，開座談會，還主動送給作者一幅畫；他為曾經攙扶照顧他的溫州少女寫下“家居綠竹叢中，人在明月光里”對聯，并為少女家開的飯店寫下了“春來飯店”四字。古道熱腸、遍灑“小溫”的汪曾祺到底給多少人送過字畫，至今還是個未知數。

汪曾祺的畫與印 作者提供

汪曾祺對于自己的字畫，自謙歸自謙，其實也是頗有些自信、得意和自愛的。他生前曾有個愿望，想出一本畫集。在去世三年之后，子女用其稿費出了本《汪曾祺書畫集》。有幸的是我也擁有一本，是汪先生的女兒汪朝女士送的。這成了我的寶貝，時常翻看。

汪曾祺的早期書畫作品，大多只鈐名章。大概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以后，除了名章，書畫作品的一角常壓有一兩方閑章。從畫集上看，汪先生最常用的是“嶺上多白云”。此語出自南朝梁人陶弘景的《詔問山中何所有》：“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汪先生對此公此詩嘆賞有加，說“一個人一輩子留下這四句詩，也就可以不朽矣”。他不僅把此詩后兩句嵌入自己《書畫自娛》的詩中，還找人刻了兩方閑章“嶺上多白云”和“只可自怡悅”用以壓角。

“嶺上多白云”章由楊毓珉先生刻于1991年。楊毓珉乃汪曾祺西南聯大同窗、北京京劇團同事、知交，對汪的人生道路有著非同尋常的影響。楊毓珉治印，深得汪曾祺嘉許，他曾寫過《毓珉治印歌》，盛贊“毓珉治印自成一家，奔放蘊藉間有之”。印章邊款是楊毓珉的題詩：

相逢語轉少，不見憶偏深。

滇海桃源夢，京華菊圃吟。

西風寒蟬噤，落日暮云新。

半世只一瞬，蒼蒼白發人。

曾祺學兄兩正 毓珉

一九九一年

詩中回憶了兩人自同窗起至客居京華的經歷，感慨沉痛深厚。其時兩位老友都已年過七十，歷經磨難，滄桑閱盡，怎不叫人唏噓。

這方閑章為正方形，朱文，用筆粗獷、圓潤古雅，深得汪先生喜愛。畫集中的《玉蘭小鳥圖》（畫名為筆者所加，汪曾祺的很多畫是興之所至，沒有名字的）、題“明日將往成都”“畫似李復堂”花卉圖、題“萬古虛空一朝風月”的荷圖、《風入松》、72歲所書《歲交春》七律等書畫作品上面都壓有此章，為畫面平添清雅之趣。

寫過《汪曾祺的書與畫》的林岫先生當年曾問及汪先生，何以對此章情有獨鐘，在古稀感懷的吟墨上都選用此印，先生說：“休得小看這五個字，個中大有清氣清骨。”其實這評價也適于汪先生的畫作，他的畫作格調清芬淡雅，是有一股子清氣在的。

“人書俱老”章亦出自楊毓珉之手。邊款題曰：“此乃孫過庭書譜語，曾祺當之無愧。毓珉 一九八八年”此章豎長橢圓形，大氣端穆，為汪先生所常用。畫冊中菊圖、題“吳帶當風”的蘭草圖、《千山響杜鵑》等作品上都用此章。如果說人的老是自然規律，書畫的老卻是一種風格和境界，指格調的蒼涼、渾厚、古拙、老辣、枯硬、霸氣也。這大概也是晚年汪先生所追求的意境吧。他曾評價自己在大理寫的一副對子“蒼山負雪洱海流云”是“酒后書頗霸悍”，并引以為快事。

閑章“珠湖百姓”也為汪曾祺所常用。畫集中荷花圖、《風入松》、曉色菊圖等畫作上都鈐此章。“珠湖”即高郵湖，相傳有寶珠出沒而得名。“甓社珠光”是高郵八大景之一，汪先生曾多次在文中提及。高郵市文聯主辦的文學刊物就叫《珠湖》，封面“珠湖”二字圓潤飽滿，乃汪曾祺題寫。自稱“珠湖百姓”，體現了汪先生對家鄉的一片深情。這方閑章豎長型，朱文，清秀婉約，由同鄉雅士宋佳林刻就，邊款題“汪老先生命刻即乞法正辛未佳林”。

1991年9、10月間汪曾祺應邀第三次返歸故鄉，面對鄉人的熱情和美意，展紙揮毫是定然的。當時負責接待陪伴的宋佳林擅篆刻，一晚功夫便給刻出了這方印章，也算是“急就章”吧。在這次回鄉活動中這枚章也派上了大用場。除了這方閑章，宋佳林還為汪先生刻了一白文名章，也為汪先生后來所常用。

那幅作于1988年題為“人民代表大會”的雛雞圖上鈐有“唱罷蓮花又一春”章。此章長方形，朱文，工細中略帶粗獷，印文源于汪先生自題漫畫像的小詩“近事模糊遠事真，雙眸猶幸未全昏。衰年變法談何易，唱罷蓮花又一春”。印章由中國藝術研究院崔自默先生所刻，邊款題“汪老大雅正之丁丑自默”。崔自默拜會汪家，將印章送給汪先生的同時，亦得到汪先生題贈的《荷花圖》。讓人慨嘆的是過了沒多久汪先生駕鶴西去，此畫遂成絕筆。崔自默原本打算還要請汪先生喝酒、送汪先生瓦當的，但都沒來得及。在汪先生的追悼會上，他作“半盅水酒成早夢，一束蓮花祭仙魂”挽聯，表達了無邊的遺憾（據崔自默的《星漢遙相望似是故人來——憶幾位長者》）。

印章“只可自怡悅”也是朱文，線條宛轉細膩，好像用得不多，筆者只在一幅題“此似王獻之，非鄭板橋法也”竹圖上見過。

怡情悅性，是汪先生對書畫的認識，書畫于他更是“自得其樂”。他還有“遣興”“信可樂心”兩方閑章，想來亦是表達書畫悅人之意。在去世前不久所作題“喜迎香港回歸”的紫荊梅花圖上便同時壓有這兩方章。

汪曾祺先生是很懂印的。他小時候受過父親這方面的熏陶，也親自操刀刻過，在上小學時曾用肉紅色壽山石刻過一長方形的朱文圖章“珠湖人”。在被補劃成右派、下放張家口勞動時，在沽源，想到此處乃昔日遷謫之地，便在自帶的《容齋隨筆》扉頁上畫了一方圖章——“效力軍臺”，其中不無自嘲和苦澀意味。林岫先生說這一時期他還畫有“塞外山藥”的圖章，不知是不是畫在如今已經失傳的《馬鈴薯圖譜》或《口蘑圖譜》上，這個還有待于再考證。

據林岫先生的文章，古文字學家大康（康殷）先生曾打算給汪先生刻一章“曾經滄海”，卻因汪先生突然病逝而終成遺憾。當年大康與汪先生同住蒲黃榆小區，雖說交往不多，但都彼此深知。汪先生去世后，大康潸然嘆曰：“又一個老哥兒們走了。本想給汪先生刻方印章的，詞兒都想好了，‘曾經滄海’，沒承想……”

汪曾祺墓碑上的“高郵汪曾祺之墓”正是出自大康之手。據汪先生子女說當時大康想要一套《汪曾祺全集》，然而當《全集》出版時，大康已住進醫院，書上午送到，下午人就去世了。

“曾經滄海”四字飽含多少人間滋味，難以言盡，是兩位先生共同的體驗吧。

（作者：段春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