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渭南６歲男童鵬鵬，在遭繼母罰跪、捆綁、毆打后昏迷，被送入醫院。如果不是孩子已經命懸一線（為施虐者帶來風險），如果不是醫生將此事引入司法程序，這種嚴重的虐待行為仍然會以“家務事”的形式，繼續“合理”地存在下去。

兒童與成人有著平等的人格權與人身權——對中國社會而言，這條基本法理常常是個抽象的存在。以家庭為核心形成的關系型社會，更習慣于將孩子看作父母的“私產”，將遠近、親疏、內外作為行為的考量。

因而，父母（監護人）常常將教訓、干涉甚至毆打孩子看成天經地義的事情，以致監護人幾乎成為兒童人權的最大威脅。幾乎很難有人會因為父母教訓孩子而進行干涉，哪怕這種“教訓”是長期的，哪怕這種“教訓”已經構成了虐待。“家務事”的觀念和“疏不間親”的傳統行為規則，與“不論一個人處于什么角色，只要人身權和生命權遭到威脅，就須無條件救助”的現代人權概念形成了直接的沖突。

前兩年討論虐待兒童的案件，人們多呼吁刑法中設立“虐童罪”。實際上，已有的虐待罪和故意傷害罪，以及２０１５年１月實施的《關于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已經能夠對癥下藥。比如，對鵬鵬的繼母這樣殘忍的施虐者，所要討論的，只是適用虐待罪還是故意傷害罪。兒童周邊親友、學校、社區的態度，才是虐待行為如何被發現的關鍵，才是滿足虐待罪“告訴才處理”要件的關鍵。如果他們講“人情”，即便虐童入刑，也會面臨著同樣的操作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