儋州東坡書院的主體建筑載酒堂上,懸掛著一塊紅底白字的牌額,上刻“海外奇蹤”四個大字,為光緒二十四年儋州知事羅棟材所書,意為此乃海南一處奇特的古跡。作家、學者朱玉書將牌額順手取來作為書名,記錄蘇東坡謫居海南事跡,其中一篇題為《瓊島珍物西蜀藏》的文章,記載了他“發現”東坡硯的經過。說1980年秋天,到四川參加全國蘇軾研究學術討論會期間,游覽了三蘇祠,令他感到意外和驚喜的是,三蘇祠里竟珍藏有蘇東坡謫居海南時贈給姜唐佐的一個端硯,硯的背面還有姜唐佐本人的題記:

元符三年,東坡移廉州,過瓊,端溪硯贈余為別。余得之,不勝寶愛之至。而歲月遷流,追維先生言論,邈不可即。因志之以示不忘云。崇寧元年十月十九日瓊州姜君弼謹識。

文中還說:“元符三年六月,蘇東坡遇赦北歸,路經瓊州時,再為姜唐佐留墨志別,并將所借《煙蘿子》《吳志》等書還給了姜唐佐。上述端溪硯,當是東坡臨別時送給姜唐佐的。”

這篇文章甚為引人注目,它使孔凡禮編寫《蘇軾年譜》時為蘇東坡的生平增添了內容。該《年譜》在記錄蘇東坡約吳復古、姜唐佐品嘗蕈饅頭、于姜唐佐家題字之后,載:“贈唐佐端硯,并為銘。”就是引用《海外奇蹤》中的這篇短文作為證據。孔凡禮補記的“銘”即光緒《臨高縣志》所載東坡“寓臨邑作”的《端硯銘》,孔凡禮因此指出《臨高縣志》所載“非是”。學者林冠群編注《新編東坡海外集》亦指出:“此硯為東坡北歸時贈唐佐之物,銘文亦當作于此時。”

至此,人們對東坡硯便有了個比較完整的印象,蘇東坡北歸行到瓊州時,曾經造訪姜唐佐,為其書寫張巡、顏真卿聯,約吳復古、姜唐佐食用蕈饅頭,將心愛的端溪硯贈給了姜唐佐,并為之題寫了銘文。

這個邏輯算是嚴密。然而我一直認為關于蘇東坡贈送姜唐佐端硯的故事有幾個疑點。首先,朱玉書所見之硯存于四川眉山三蘇博物館,而另外一位學者馬斗成卻在中國歷史博物館也發現了類似的一方端硯。馬斗成的文章發表于《中國典籍與文化》上,其文曰: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有“東坡笠屐端硯”。左旁豎刻:“端州石硯,東坡先生攜至海南,元符三年,自儋耳移廉州,過瓊,持以贈余為別。歲月千流,追維先生言論,邈不可即,倩工鐫刻先生遺像,為瓣香之奉云。時崇寧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瓊州姜君弼謹識。”下鈐“唐佐”篆書款。此硯曾作為國寶多次出國巡展。

我們對照兩方硯上姜唐佐的題跋后發現,題跋的意思一樣,只是文字略有差別。假如蘇東坡贈給姜唐佐端硯,也絕不會贈兩方。由此可知上述兩方硯,至少有一方是贗品。

其次,姜唐佐題跋中的落款有疑點。王力先生在《中國古代文化常識》中指出:“古人尊對卑稱名,卑自稱也稱名;對平輩或尊輩則稱字。”蘇東坡名軾,字子瞻,他使用自己的名字是很講究的,他給朋友寫信最后落款時用“軾再拜”或“軾頓首”,如北歸時在見到姜唐佐之前曾在澄邁給趙夢得留下一封信,落款為“軾頓首夢得秘校閣下”;《南軒夢語帖》是一則筆記,文末落“軾”字。據史志載,姜唐佐名唐佐,字君弼。他是蘇東坡的得意門生,又是海南第一個舉人,曾在儋州居半年從游于東坡,落款用名而不用字這個基本常識應該懂得吧,此硯上的題跋是針對恩師而作,落款卻用自己的字。這難道不是一大疑點?

最后,既然沒有十分確切的證據證明此硯的真實性,蘇東坡的《端硯銘》又并非刻在硯上,蘇東坡的端硯不止一塊,又怎能斷定《端硯銘》是為贈給姜唐佐而作呢?又怎么貿然否定《臨高縣志》中認為是蘇東坡寓臨高時所作的記載呢?

雖則如此,我們也不能提供更多的證據證明此硯不是贈給姜唐佐的,比如,姜唐佐長期居于化外的海南島,或許對名與字的使用不是那么嚴格,或許史志把他的名和字弄反了,等等。

銘文為8句32字的四言韻語,其辭曰:

與墨為入,玉靈之食。

與水為出,陰鑒之液。

懿矣茲石,君子之側。

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銘文的前四句歌詠硯的品質,后四句則由石硯轉向人的品德,意思是說端硯雖為珍寶,但擁有它的人不可以陷于玩物之中,因為《尚書》中就有“玩人喪德,玩物喪志”的古訓,而應該觀覽其美好的品德,以此作為人格的類比,這確實像是對晚輩或學生所說的口氣。

蘇東坡平生愛好文房四寶,對硯臺愛好有加,查其文集,一生作銘69篇,其中硯銘就有29篇之多,此外還有不少詩詠及硯臺。蘇東坡好硯的情結是從兒時所得“天石硯”開始的。他曾作《天石硯銘》,正文僅32字,卻前有序、后有跋,序和跋都超過了正文的字數。序中說,我12歲的時候,與小朋友一起玩耍,在居宅的空地處玩鑿地的游戲,得到一塊奇異的石頭,像魚的皮膚一樣溫潤晶瑩,顏色淺碧,表里都有細細的銀星,敲擊則發出鏗然悅耳之聲,試著當硯臺用,發墨很好,卻沒有盛水的地方。拿給父親看,父親說這是天硯,有硯的品格而未呈現硯的外形而已。父親將此硯賜給我,說你獲得了這方天硯,是文字吉祥的征兆。此后蘇軾一直珍藏此硯,始終帶在身邊。跋語則記錄了天硯失而復得的驚險過程:元豐年間,蘇軾因文字獄獲罪,在湖州被抓下獄,家人流離失所,書籍文物散亂。后來死里逃生被貶居黃州后,尋找天硯,卻不見了,以為丟失了。幾年后離開黃州,舟行至當涂,打開書箱,突然見到了天硯,喜出望外,遂以交付給兒子蘇迨、蘇過。這件事反映出蘇東坡愛硯情結與父親有關,他從父親那里傳承了一種觀念,即佳硯可作為美德和文字吉祥的象征。他也喜歡將硯賜給子侄們,也送給學生,正是這種觀念的下傳。

但是蘇東坡對硯之愛,也曾偏離過“維以觀德”的標準。《蘇軾詩集》中有兩首題為《張近幾仲有龍尾子石硯以銅劍易之》《張作詩送硯反劍,乃和其詩,卒以劍歸之》的作品,講述見到張近的名硯,而用自家寶劍交換的經過。得硯之后,他意識到自己執著于物的習氣未改,而作《劍易張近龍尾子石硯詩跋》以反省:“仆少時好書畫筆硯之類,如好聲色,壯大漸知自笑,至老無復此病。昨日見張君卵石硯,輒復萌此意,卒以劍易之。既得之,亦復何益?乃知習氣難除盡也。”蘇東坡曾有過“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高論,他之于硯也試圖從“留意于物”中超脫出來。有一次,他為黃庭堅書硯銘時記錄了一段對話:

或謂居士:“吾當往端溪,可為公購硯。”居士曰:“吾兩手,其一解寫字,而有三硯,何以多為?”曰:“以備損壞。”居士曰:“吾手或先硯壞。”曰:“真手不壞。”居士曰:“真硯不壞。”

這段充滿禪機的文字表明,蘇東坡已從自己執著于物的習氣之中超脫出來。其晚年的《端硯銘》完全擺脫了留意于物的習氣,十分鮮明地揭示出“匪以玩物,維以觀德”的主題。我輩觀之,豈不受益乎?因次其韻曰:

東坡之銘,世人之食。

茲養精神,仙湯玉液。

留意寄意,其可反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