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3月27日）有媒體報道說，隨著《大秦帝國之崛起》的播映，“電視劇和原著小說也成為輿論的焦點”。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秦作為中國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究竟如何評價，2000年來一直爭論不斷”。

據媒體報道，自稱“對大秦帝國有狂熱的崇拜”的原著小說作者，希望能夠用他的這部小說，“為背負了千年‘暴政’罵名的大秦帝國正名”，“為秦正名，某種程度上講，是為了確立民族話語權”，而“批秦某種程度上講是一種文化上的不自信”，“我們沒有一種強大的意識形態支撐我們對自我文明的認知，我們沒有一套強大的話語體系表明我們文明的價值在哪里，到底值得不值得繼承”。

為他論設定“文化上的不自信”，擱在倡行“四個自信”的今天，無疑可以為所論自賦一個不容商榷的立足點。不過，即使假定“為背負了千年‘暴政’罵名的大秦帝國正名”是文化自信的舉動，那么，這個文化自信中的所謂“文化”究竟是什么文化、誰的文化呢？是讓大秦帝國背負了千年“暴政”罵名的文化，還是千年文化以外的什么文化呢？這種千年以外的文化，如果有的話，那么，其該當何名，淵源何處？

由此可見，“電視劇和原著小說也成為輿論的焦點”而引發的爭議，既然是“2000年來一直爭論不斷”的繼續，那么，為一面立論在現實政治及其意識形態中尋找先賦性的資源來構筑不容駁辯的根據，無論如何也不是自信的做法。“為背負了千年‘暴政’罵名的大秦帝國正名”并無不可，實際上《大秦帝國》小說的出版也證實了這一點。但是，把大秦帝國“背負了千年‘暴政’罵名”，歸結為“以孟德斯鳩等西方學者的法治理念來理解秦所代表的中國政治文明”，卻不能不說“是一種狹隘”。

也正如《大秦帝國》小說作者所說，大秦帝國“背負了千年‘暴政’罵名”。當然，這個“‘暴政’罵名”，不是“以孟德斯鳩等西方學者的法治理念來理解秦所代表的中國政治文明”的產物，而恰恰來自以《史記》作者為代表的中國文化構筑者的“手繪”。這個“罵名”的形成及其賦予大秦帝國，當然不是按照“秦朝=專制=暴政=獨裁=反自由=反民主=反人權=黑暗=野蠻=邪惡”的邏輯，而正是支撐中國文化和自我文明認知的意識形態的作用，這實際上就是中國文化所蘊含的話語體系中的國家觀、政治觀和是非觀。也正因其具有為時代前行所證明了的具有普遍意義的文明價值，這種國家觀、政治觀和是非觀才得到了“千年”的傳承。

作為歷史的一部分，尤其是作為中國歷史中具有乾坤扭轉意義的所謂大秦，其實早已從中國文化所賦予的“罵名”中脫序而出。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史觀觀大秦，其統一諸多國家、統一貨幣度量衡乃至統一思想，都是基于生產力發展而產生的生產關系之變動，且這個變動是順應歷史發展規律的結果，是不可抗拒的，是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

事實上，今人之觀大秦，還有多少人是以《史記·秦本紀》、《史記·秦始皇本紀》、《史記·刺客列傳》來定義大秦以及秦始皇的呢？也更遑論以《過秦論》以及《六國論》而論大秦了。而讓大秦帝國“背負了千年‘暴政’罵名”的，卻正是以上述文章典籍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和中國文明精粹所持之論。因此，“為秦正名”與“確立民族話語權”并非一回事，而“批秦”也與“文化上的不自信”并不搭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