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在第八屆全國政協會議上，趙樸初、冰心、曹禺、夏衍、啟功等九位德高望重的文化界老人，提出了名為《建立幼年古典學校的緊急呼吁》的《016號政協提案》。老一輩文化人對傳統文化長河可能面臨中斷、“大家拿著線裝書不認得”的現狀痛心疾首，呼吁建立幼年古典學校，采取傳統教學方法（如背誦歷代名篇、從事古文寫作等），培養傳統文化研究的專業隊伍。此后，“讀經”再次成為中國文化教育領域的一個眾所矚目的關鍵詞。

黃 卓 繪

21世紀第一個十年，在傳統文化回歸的浪潮中，全國各地的讀經學堂、國學教室、私塾等教育培訓機構在城鄉各地紛紛成立。出于對應試教育不滿，對傳統文化衰微的擔憂，許多父母轉變觀念，在義務教育之余，讓孩子朝讀經暮習武，希望能在孩子心里結出傳統文化的碩果。作為一種個人選擇，這無可厚非。對孩子而言，它也凝結著長輩賦予的博學厚德的人生愿景。

但是有的人則走得更遠。他們選擇讓孩子脫離體制內教育系統，進入讀經學堂，以幼稚之年開始幾近封閉的讀經生涯。甚至有少數父母辭去工作，全家退居鄉野，陪同孩子，聞雞起舞，讀經書、學古曲、耕種菜園、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由內而外、從形式到內容，全方位過上了向古人看齊的生活。這種做法倘若是個例，尚可觀察，若是蔚然成風，就讓人深懷憂慮了。

何為讀經教育？以民間讀經界有廣泛影響的文禮書院為例，其創始人就主張“老實大量純讀經”。其“兒童讀經教育”的理念包含三個重點：從教材方面說，就是讀《論語》《孟子》《老子莊子選》等“最有價值的書”；從教法方面說，“先求熟讀，不急求懂”；從教學對象說，則以兒童（3歲至13歲）為主。能進入文禮書院的學員，需要年滿13歲、包本背誦經典30萬字。所謂包本背誦，就是要像復讀機一樣，對著錄像機，一字不差背完古書經典。

筆者并不一味反對苦讀。畢竟，文化的習得總是需要大量的反復訓練和強化，一味強調快樂教育，初衷不壞，但總顯得矯情。其實讀經之苦，世界都一樣。猶太教有個古老的傳統，當小孩平生第一回讀摩西五經時，大人會喂食他一口蜂蜜或一塊糖。這樣，他永遠都會把學習和甜美的滋味連在一起。方法是在制造快樂，映照的仍是讀經之苦。

20世紀第二個十年，第一代讀經少年初長成人。2016年年中，《一個讀經少年的來信》將如火如荼的讀經教育推到風口浪尖。這位名為惟生的學子，10歲時被母親收回義務教育的權利，進入讀經學堂。輾轉9年，歷經幾個封閉學堂，從10歲懵懂小兒到十八九歲的熱血青年，在孤獨的、與世隔絕的、被他稱為機械運動的讀經中度過。然后，因為前行無門，他站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茫然四顧：“與局外人的反思不同，對讀經私塾的每一點懷疑都是對我自己生命意義的懷疑，令我心如刀割。”

批判容易，重建難；走出體制容易，回歸難。各種口號走馬燈一般花樣百出、生生不息。理論探討和爭議是冰冷的，可這微小的個體血肉發出的呼喊，卻有振聾發聵的力量，令人痛心疾首。青春無價，倘若需要用人生最快樂的10年做一個試驗，尤其是對于一張白紙一般的兒童，如若從幼兒時期便注定只能被反復灌輸完全不知其意的古書，對大多數孩子來說，都是殘酷的。義務教育體系雖不完美，但卻是無數探索求證后沉淀的產物，其學科制定的科學性、嚴謹性、豐富度，凝聚著無數教育專家的心血，也符合現代文明進程中的中國國情。若要將其摒棄、另辟他途，極有可能折損孩子的生命。

92年前，魯迅曾痛批當時學界的復古潮，他甚至不無反諷地說：“所以要中國好，或者倒不如不識字罷，一識字，就有近乎讀經的病根了。”近百年已過去，看看現如今借由少兒讀經形成的巨大產業鏈，這段辛辣嘲諷仍然毫不過時。且不說讀經學堂高昂的學費，單看百度搜索“讀經”第一條蹦出來的動輒千元的“國學機”，看各高大上的學堂領導班子里的地產界企業家名錄，已使人啼笑皆非。

好在，轟轟烈烈的讀經熱已經引起了更有力度的反思與回撥。近日召開的兩會中，葛劍雄教授直言，一些打著國學旗號的國學班、讀經班，“簡直就是公然抵制義務教育。”“有些組織私塾和讀經班的人，自己都不識幾個字，有些是為了牟利，有些是作秀，還有一些很偏執。”

“生命原是混沌的。只是每一個人沖破其混沌，透露其靈光，表露其性情，各有其特殊的途徑與形態。”儒學大師牟宗三先生如是說。所有的教育都應因材施教，每個個體都充滿豐富的可能性。作為孩子最好的老師，家長更應該了解其天性，順應其興趣，為孩子開拓更為廣闊的知識天地，助力孩子成為現代文明社會中具備健全人格和學識基礎的人，而不是人云亦云，盲目跟風。

還是用魯迅先生的話作結：“抗議的諸公倘若不明乎此，還要正經老實地來評道理，談利害，那我可不再客氣，也要將你們歸入誠心誠意主張讀經的笨牛類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