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的北京琉璃廠東街，中國書店旁的一株玉蘭開得茂盛。郭沫若題寫的“中國書店”四個鎏金大字，在古槐的掩映之下，越發顯得爽勁灑脫。沿街一路行走，經營翰墨文玩、字紙書畫的各家各鋪前，最醒目的莫過于門楣上的匾額，它們多出自名家之手，書體各樣，讓人賞心悅目。穿過這條老字號聚集的街道，一定要駐足，抬頭，定睛，凝視，因為這里是一場真正的“名家書法展”。

圖為由郭沫若題寫的“中國書店”牌匾和由啟功題寫的“海王村市場”牌匾。本報記者 于園媛攝/光明圖片

圖為由啟功題寫的“錦昌”牌匾。本報記者 于園媛攝/光明圖片

圖為由謝崧岱題寫的“一得閣”牌匾。本報記者 于園媛攝/光明圖片

書法題匾有學問

牌匾藝術熔書法、裝飾和建筑藝術于一爐，呈現出豐富的形式。商業牌匾早期大多用于說明商號的經營性質，隨著商業在社會生活中地位的提高，文化意識日益增強，在文人的參與下，商號的名稱或取與行業有關的吉語，或者顯示店鋪性質等，取號文雅含蓄，常有典故出處。尤其是經營長久的老字號，牌匾多出自名人名家手筆，雖然各自風格神韻不同，但大都具有深厚的造詣，同時體現了中華老字號品牌和中華書法的雙重魅力。

題匾的書法，一般稱為榜書。榜書書體大，鮮明醒目，字體又要便于識讀，故而常用楷書體，也有篆書、隸書、行書等。榜書字大，因而筆毫也要大，執筆和運管均與平常寫字不同，要腕肘運筆，下筆要有力。此外，字大以后，結構、運筆都起了變化，因此必須寫得結構緊密又有意趣，對書家的要求很高。

北京琉璃廠東街的老字號，匯集了翁同龢、吳昌碩、陸潤庠、陳半丁、徐悲鴻、吳仲超、趙樸初、郭沫若、啟功等眾多名家題寫的牌匾，幾乎每一處門臉上方，都有一個響當當的名字。“汲古閣”是新中國首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吳仲超所書，行書秀麗而雋雅、圓潤而豐勁；“古藝齋”“萃文閣”為書法家楚圖南所書，其擅長楷隸書，書法結構自然，能于拙中見巧，不落俗套，兼有楷形隸勢之妙；“清秘閣”據說是集字匾，為清末書畫家吳昌碩書，吳擅長隸書，蒼勁古雅，此匾為行楷，結體奇險，筆畫老辣勁瘦，清健古雅。

啟功題寫的“錦昌”“悅雅堂”，趙樸初題寫的“文盛齋”“敦華齋”，還有徐悲鴻所書的靜雅天然的“金濤齋”，李可染所書的瘦挺疏朗的“槐蔭山房”……牌匾如同老字號的眼睛，又像伸展的手臂，行人往來，品味著文化氣息，不自覺就被拉進了店鋪。

金字招牌故事多

“店家請名人題寫牌匾，其實是一種‘借名’的關系。”常逛琉璃廠的書畫愛好者蔡森說，“店家多與書畫家或名人有朋友或連帶關系，名家書法提高了本店的名望，一定意義上也是品牌質量的佐證。”

一張題匾里，可能就蘊藏著一段文墨佳話。

“茹古齋”和“寶古齋”兩家店面相距不遠，牌匾上落款都為翁同龢題寫。細心的人會提出疑問：寶古齋是1944年開業，而翁同龢早在1904年就去世了，作古之人怎么能寫匾呢？原來，創始人邱震生在籌辦寶古齋的時候，社會上非常流行請名家名士寫匾，正巧琉璃廠街有一家叫“賞古齋”的古玩鋪歇業，其店名是光緒帝師、一代名臣翁同龢所題。邱震生既喜歡翁同龢的字，又想用自己“寶古齋”的名，怎么辦呢？他請陶北溟將“賞”字上去兩點，中間略添改幾筆，于是“賞”字變成了“寶”字，和“古”“齋”兩字渾然天成，猶如翁氏一揮而就。而“茹古齋”創立于清光緒九年（1883年），是翁同龢親筆題寫，想一睹原汁原味的翁氏書法，可以移步觀賞。

“一藝足供天下用，得法多自古人書。”“一得閣”店鋪的匾額，是創辦人謝崧岱親自書寫的。一得閣墨汁廠創辦于1865年，生產和經銷墨汁，一得閣是第一家。據說，當時教書先生和文人反對使用墨汁，認為用墨汁省略掉了研墨時靜心和構思的過程，對寫字和寫文章都不利。在民國以前，一得閣的墨汁主要用戶是店鋪里的寫賬先生，只有在科舉考試時間緊張時，學子才會使用。進入民國后，新式學堂出現，一得閣墨汁才暢銷起來。一得閣產品有墨跡光亮、濃淡五色、書寫流利、濃度適中、適宜揭裱、耐水性強等優點，從社會名流到普通百姓，都用過一得閣的墨汁。謝崧岱不求人、不泥古，親寫牌匾；他的敢為人先、獨辟蹊徑的經營理念，也引領一得閣成為有口皆碑的百年老字號。

一塊書法牌匾的背后，不僅是以文會友、墨連古今的逸聞趣事，更重要的是傳統文化在現代企業的延伸和彰顯。北京琉璃廠被稱為文化街，這兒不僅經營著文化產品，其自身也成為文化的一部分，而牌匾書法無疑是這文化盛宴里一杯醇厚的佳釀。而今，大多數的牌匾都是機械制作的印刷體和美術字了，老字號牌匾上的手書墨跡，愈發令人流連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