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世界遺產委員會第十一屆全體會議首次將中國的故宮博物院、周口店北京人遺址、泰山、長城、秦始皇陵（含兵馬俑坑）、敦煌莫高窟六處文化與自然遺產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英國的巴斯城、哈德良長城也同時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30年過去了，中國的世界遺產已經增加到49處，在世界遺產保護中所積累的經驗得到國際社會的贊賞。英國在將世界遺產融入大眾生活、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方面取得的成績也有目共睹。

前不久，由國家文物局支持、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和英國文化教育協會、英國大全館文化教育處主辦、首都師范歷史學院協辦的“中英文化遺產高層論壇”在北大舉行，中英雙方的代表就世界遺產保護的眾多話題進行了深入的交流，本期文化圓桌選擇了四位代表的觀點以饗讀者。

——編者  

文化遺產是共享資源 

亞歷山德拉·沃爾（英格蘭遺產委員會國際合作部部長）

我們為什么重視世界遺產，文化遺產為什么深具價值？在英格蘭，主要有三個論點被用來倡導遺產價值。

第一個論點是工具化，遺產最重要的是作為行動工具的價值及實用性。討論遺產的價值時，我們不僅應當考慮遺產的經濟價值，同時還要考慮到其他的價值。談及世界遺產的保護，國家無疑應該盡最大的職責，發揮最充分的作用，但2008年我們成功地發布了《保護準則》，確定了一些關鍵“原則”：文化遺產是一種共享資源，每一個人都應該能夠參與到讓歷史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工作中。

2010年，與文化遺產建設相關的經濟產出在41億英鎊左右；文化遺產旅游業為GDP直接貢獻43億英鎊，在2010年創造11.3萬個就業機會，在2011年創造13.4萬個就業機會；在歷史環境中投入的每1英鎊，為當地地方經濟額外貢獻了1.6英鎊。這些都顯示了遺產對于英國經濟的巨大價值。

第二個論點是文化遺產在可持續性發展中的作用，或者說文化作為可持續性發展第四大支柱的作用。

遺產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資源，一旦被破壞，即永遠消失。在英格蘭，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在規劃體系中早已得到普遍的認同，但過去十年的發展使它在很大程度上更加凸顯。英格蘭遺產委員會的成就之一，是使文化遺產被接受認可為可持續發展的第四大支柱。相關組織將“可持續發展”定義為能夠傳承國家認定或非認定遺產之重要性的“發展”，因此英格蘭或許是唯一一個在其規劃體系中以這種方式認可文化遺產的歐洲國家。

雖然沒有人會否認文化在可持續發展中發揮著作用，但挑戰在于確定它的位置以及確定它該如何被衡量。是交叉于經濟增長、社會包容和環境平衡這三大既有支柱的方式更為主流，還是它自成體系更好？

第三個關鍵的政策論點圍繞著公眾參與和福利。新的證據表明參與遺產相關活動、福利和健康之間具有積極的聯系。在英格蘭，大多數人認為包括世界遺產在內的文化遺產對當地社區至關重要，人們喜歡置身于各種歷史場所，也有意愿在可能的情況下成為龐大的志愿者隊伍中的一員。

調查顯示，在英格蘭73%的成年人（以及69%的5至15歲兒童與青少年）去過至少一個文化遺產保護地，超過現場觀看足球賽的人數；大約50萬成年人規律性地在文化遺產機構擔任志愿者；13%的成年人（700萬人）曾向文化遺產行業進行捐贈。

英格蘭的民眾愿意為遺產付出時間和金錢，盡管這并沒有明顯可見的回報。此外，大多數被保護的遺產地歸個人所有，他們承擔了維護的費用和職責，而在英格蘭，并沒有因此而有任何稅收減免或政府津貼。他們只是想證明，遺產是他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

（戎卿文、張劍葳整理翻譯，刊發時有刪節。）

預防比保護更重要

馮乃恩（故宮博物院副院長）

故宮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主要是因為三個重要價值。第一個自然是它的古建筑群。從1402年起開始籌建，經過18年的建設，建成這樣一個輝煌的古建筑群。從明到清經歷了兩個朝代，將近600年的歷史，故宮成為中國傳統古建筑的代表。第二是故宮博物院收藏的186萬件上自舊石器時代、下至清末民國甚至當代的文物藏品，它們蘊含著豐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第三是基于建筑與藏品所表現出來的以明清兩代宮廷歷史為代表的中國皇家文化，以及中國的文化特性。

這樣珍貴的遺產，我們如何對待它？在過去中國最傳統的做法，像這樣以古建筑為主體的對象，基本的工作就是等它壞了去修，我們這幾十年所做的工作，基本都是在持續這樣的內容，壞了修，修了再壞，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近十幾年來我們轉變觀念，希望能夠通過預防性的保護，達到不讓它壞，或者是延緩它損壞的速度，讓當代人能夠更好地享用文化遺產，這正是開展世界遺產監測工作希望達到的目的。

按照故宮博物院的工作實際情況，我們設定了十大監測對象，分為三個方面：一是遺產本體監測，包括文物建筑本體、館藏文物、室外陳設、動植物；二是影響因素的監測，環境質量、基礎設施、非文物建筑、安全防范以及觀眾動態監測；三是監測的管理工作和制度建設。

以十大監測對象的第六類觀眾動態為例。每年故宮游客數量持續在1500萬以上，去年突破了1600萬。世界上唯一的年參觀人數超過千萬人次以上的博物館就是故宮，第二名是盧浮宮，大約是900萬。觀眾來到故宮參觀，對于古建筑地面、建筑本體等等的影響，一些不文明的參觀行為對于我們文物建筑的破壞，都屬于監測的范圍。

監測最關鍵的基礎性工作是信息的收集，然后是對信息進行評估、風險因素識別、保護管理和風險預防等綜合多方面的工作，最終達到預防性保護的目標。

所有的工作并不是說一年搞一次或者半年搞一次，而是在監測工作過程當中根據需要進行相應的研究評估。2013年開始，每年都對故宮整個范圍內的文物建筑進行相應的普查，形成年度的普查報告，為修繕計劃提供一個堅實的基礎。我們正在做一套故宮博物院的網格化管理系統，通過這套系統對文物建筑所有的信息進行實時的采集，包括文物本體的信息，包括管理的人員信息，包括位置信息，以及修繕方法、修繕狀況的信息，都實時記錄到這套系統當中，減少人為的干預。

然后，要進行遺產價值的損傷風險評估，包括損毀、丟失的風險，空間的變化，不當的修復和不當利用的變化，以及整個景觀視線的影響評估。對故宮最大的影響來自于風災和雷擊，大風會造成古樹被風刮倒，瓦片被風刮落。此外還有一些人為因素，一方面既來自于巨量的參觀對古建筑的損壞，也有管理者在過去由于認識不足造成的穿墻打洞，以及一些偷盜行為的破壞等等，這些都在我們的風險監測范圍之內。

觀眾動態監測方面，我們通過紅外線的設置，在故宮的主要出入口都設置監控設施，實時掌握進入故宮、停留故宮、出入故宮觀眾的數量。根據監測的數據，可以實時進行觀眾流量的調整。當然網上的售檢票系統可以起到觀眾動態監控的作用，現在都是電子化而且是實名制的。

故宮博物院的遺產監測工作自2008年開始啟動，先開展需求研究，制定工作方案，召開專家論證會。2010年開始進行實驗性的監測工作。2012年，十大監測對象的監測工作開始逐一啟動。到了去年，十大監測對象的監測工作已經可以實現自動監測。我們每年把十個對象的監測結果都匯總成中英文的《故宮博物院年度世界遺產監測報告》，上報國家文物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和世界遺產委員會。我們的目標是到2020年全面實現故宮文化遺產監測的平臺建設，將監測納入故宮遺產保護管理的工作體系。

文物保護需要全社會參與

勵小捷（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理事長）

在中國的文化遺產領域里，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是最早成立的一個國家級的公益機構。當然，比起英國的王子基金會、英國國家信托這些“百年老店”來說，我們還是比較年輕的。盡管比較年輕，但同樣把加強國際合作與交流、共同開展有關的文物保護項目作為一項重要的職責。

比如說我們正在開展一個位于英國北部的紐卡斯爾市圣約翰墓園的北洋水師水兵墓地修復項目。1887年當時清政府派了比較龐大的海軍軍隊去紐卡斯爾市接中國政府定制的軍艦，前后共兩批。有5位年輕的水兵因為水土不服在異鄉去世了，當時清政府在圣約翰墓園為他們購買了墓地。100多年過去了，5個水兵墓碑有的倒塌，有的斷裂，情景比較凋敝。一些當地的華人和留學人士向我們反映了這個事情，基金會準備把這件事情承接起來。

據我國第三次文物普查的統計，全國登記不可移動文物有76.7萬多處，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4296處，國家級、省級和市縣各級文物保護單位11萬余處。這樣龐大的文物資源，單靠政府來實施保護還是遠遠不夠的，動員社會的力量和社會的資源，多方面地參與文物保護，可以讓保護文物的工作更多一點、更好一點、更快一點。從這個基本國情出發，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開展了兩大類項目，一類是政府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委托的項目，另一類就是我們策劃開展的社會募集項目。我想重點介紹一下2016年基金會開展的一個公募項目——“保護長城加我一個”以及財政部和國家文物局委托給基金會的項目“拯救老屋行動”。

中國的萬里長城和英國的哈德良長城，都是舉世聞名的世界遺產。哈德良長城建于古羅馬時期，中國的長城始建于春秋中期，前后陸續修建約2000余年。經過長城普查，最后歷代長城總長度達到2100多公里。中國長城跨越了多地貌、多行政省份，保護管理工作十分復雜，需要多方參與。2016年9月，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與騰訊公益基金會合作發起了“保護長城加我一個”為主題的長城保護的公募項目，選定兩段長城進行保護，一是河北省承德的喜峰口長城，抗日戰爭初期中國軍隊和侵華日軍在這里發生過激戰，著名的“大刀隊”“大刀進行曲”都是在這場戰斗中揚名的。還有北京懷柔的箭扣長城，是地勢最險要，也是形制景觀最好看的一段。兩段長城的修復，仍然按照中國文物保護的有關法律法規和技術要求進行，怎么修還是由有專業資質的隊伍來進行，我們主要負責募捐。

2014年國家文物局、財政部、住建部等四部委發起了中國傳統村落保護工程，前后確定了4批共4100多處村落為國家級重點保護對象，國家文物局還在4000多個村里選定了270個給予重點項目和重點資金的扶持。但在傳統村落當中，80%的文物建筑是私人產權，世代居住在老屋里的農民，他們對老屋充滿了感情，但是他們的生活又比較拮據，拿不出錢修百年老屋。財政的錢由于是公共性質，不能直接補給私人產權的建筑。在這種情況下，基金會策劃了“拯救老屋行動”，國家財政部和文物局撥出專項資金委托并支持我們來推進老屋的修繕。

我們選擇一到兩個縣來推進，基本上抓三個環節：第一，堅持村民自愿申報。老房子是村民的，他們有這個意愿，申報了，我們才給修，不搞過去那種一切政府包辦、“牛不喝水強按頭”的行為；第二，基金會的錢只補貼維修費用的50%，另外50%由產權人、當地村委會和政府籌集；第三，由專業技術相對過硬的團隊——浙江古建院（浙江省古建筑設計研究院）全程跟蹤確定技術導則，每個老屋的修繕預算都委托浙江古建院評估。整體下來，維修的費用是每平方米1000到1200元人民幣，基金會出500元。這樣的話，到今年年底計劃在浙江可以修180棟老房子，總體需要240棟，已經修了40棟，再修180棟就基本上可以實現整體推進的目標。

在修繕老屋的同時，第一，我們提高了農民的居住質量，老房子以前都是沒有衛生間的，我們修的每一個房子都會找到合適的位置建一個衛生間，同時房頂加了防雨層，增加了采光；第二，我們注意帶動當地相關產業，許多民宿發展起來了；第三，我們還注意對當地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挖掘；最后，還為當地培養了工匠隊伍，木作、瓦作、夯土等工藝得以傳承，既使得“修舊如舊”的原則得到保證，又控制了工程造價。

“文物保護社會參與，保護成果全民共享”，這就是我們的宗旨。

像園藝師一樣管理世界遺產

托尼·克勞奇（巴斯和東北薩默塞特委員會）

1987年，巴斯這座英國城市被列入了世界遺產名錄，和中國的長城、故宮、頤和園等是同一年。在很多的歐洲城市，它的市政大廳、紀念碑或者其他古跡常常被登錄為世界遺產，巴斯城的獨特之處在于整個城市都被認定為世界遺產，這是很罕見的。

為什么巴斯能夠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當然首先有非常古老的羅馬遺址，其次還有18世紀的城市建筑，此外它還被認為整個城市實現了自然景觀和人文建筑的和諧統一。

在這座城市里，既有公元1世紀的溫泉浴場，也有21世紀的溫泉浴場，這些文化傳統經歷2000年依然能夠保留下來，如今的人們和2000年前的人們依然做著同樣的事情。

關于游客，以羅馬浴場為例，40%的游客來自于海外。在2016年，說普通話（漢語）的游客人數首次超過10萬。城里還有很多的博物館。這些博物館大多數屬于國家，只有少數是私人所有的。部分博物館每年接納游客數高達100萬，已成為英國排名前十的旅游景點。按照中國的標準，100萬人次不是很多，但在英國來講已經很可觀了。我們希望提高門票價格，限制更多的人進入，同時也能保障游客進行充分的參觀。

此外，這些遺產點還會向當地社群開放，居民持有“探索卡”就可以免費參觀，目前“探索卡”已經超過了兩萬張。另外，我們要保證文化機構的便利性，羅馬浴場90%的地方都能夠使用輪椅，殘疾人可以自如參觀。

旅游業對于當地經濟貢獻非常大，提供了1萬個工作機會。而且，有13家主要的博物館極大地依賴志愿者的援助，如果沒有志愿者的參與，這些博物館幾乎無法正常運轉。

回到巴斯的歷史，羅馬人離開之后，城鎮一度衰落。18世紀時，巴斯開始以一種更加創新的方式來進行城市建設。比如說中產階級的財富在不斷增加，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并且有更多的閑暇時間，因此開始搬遷到城外，使得這個城市整體可以得到更好的保護。這是一種非常創新的方式，它能夠保障人們生活在宜居的環境中，同時能夠保護古城鎮。有一些古建筑依然在發揮使用功能，它們的房價很高，其中有5000座建筑被登錄在冊，是作為文物進行保護的。

盡管當地政府獨立地在保護方面起主導作用，但是巴斯世界遺產地也建立了一個指導小組，除了政府機構之外，還包括國家遺產保護機構，如英格蘭遺產委員會、英國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國家信托等等。另外還有一些教育機構和當地社團都積極地參與到遺產保護工作當中。不同機構的興趣、利益、出發點都不一樣，但是這樣一個機制能夠讓不同的機構之間交流意見、互相溝通，加強合作，建立聯系。

2001年我們成立了巴斯和東北薩默塞特委員會，它是一個獨立的、非政治的團體，可以不受政府等外界因素影響，能夠起到一個協調的作用。我們知道變化是永恒的，地方政府要對一些私有的房屋進行控制。私人要對房屋進行改造時，需要得到國家的許可。目前委員會出臺了很多規劃政策和文件，但還是存在一些爭議。所以遺產管理不能只依靠專家們的建議做出決定，也需要全民的智慧與參與。

持續的管理非常重要。社會在不斷變化，我們需要不斷地發展對于世界遺產的管理方法，不能奢望一勞永逸。我們希望城市能像一個管理得不錯的花園，大家走進去就可以盡情享受。我們的工作就是做一個優秀的園藝師，去管理、保護世界遺產，避免它雜草叢生。

（王思渝、劉洋整理翻譯，刊登時有刪節。）

制圖：蔡華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