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誠是文學藝術的生命，沒有這個內核，自然也很難感人。詩歌尤其如此，高度凝練的藝術形式決定了感情與表現方面要高度統一，古人云：“詩言志”，詩歌首先是表達思想感情的；明朝人提出“童心說”，更將“志”的內涵明確為真誠。

真正的詩人是真誠的，也喜歡通過詩行和其他文體曬自己的真誠，然而，在這個曬真誠的群體當中，也有些言行不一的，作詩的時候很真誠，做人的時候卻有點違和，這當中能始終做到言行合一，全用自己真情懷抱的，恐怕不是太多，而陶淵明就是其中一個。

魏晉詩人的情懷：

一剎那真誠 一剎那偽裝

陶淵明老師幾乎是一個將詩歌世界和現實世界完全重合的人，詩里表現的是什么狀態，其在生活中也就是那么一種狀態，文字和生活是有機融合的；擱在當今，就是說他在朋友圈里曬成什么樣的，他在朋友圈外就是什么樣的，兩者高度合一。

而與陶老師前后相去不是太遙遠的一些詩人，其表現的詩歌感情和為人處世，就有點割裂。比如說曹丕吧，總是惦記著他魏文帝的身份，他可是一位大詩人，“建安七子”之一，有情懷，瞧瞧他寫的《燕歌行》，“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多么蕭瑟凄涼的一幅畫面，心腸不夠柔軟的人，怎能對季節如此敏感呢？再讀下去，“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這個就叫換位思考，從女性的角度去看這個秋風蕭瑟的季節，思念著遠方的親人，不由得眼淚漣漣，讀著讀著是不是也有點淚下的感覺？曹丕的詩最能觸中人們內心最柔軟的地方。《燕歌行》在古代是一首很賺眼淚的詩。然而，曹丕在對自己的兄弟時，他的內心何曾柔軟過？

再如曹丕的兄弟曹植，“建安七子”里的佼佼者，說起報國殺敵，那可是一套一套的，在《白馬篇》里，他想成為“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矯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的壯士，他的人生理想是“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夠感人的。然而，當公元219年，曹操命令他率軍去阻擊北上的關羽時，這位口口聲聲要上沙場的書生，卻喝得酩酊大醉，貽誤戰機。

再例如中國美男子的代言人潘安，不只是有超高的顏值，也有超高水平的詩歌，在悼念亡妻的這個特定氛圍內，潘安是很感人的。他寫到“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看著房子就想到嬌妻的生前，進入居室就想到共同的經歷，樸實而真摯，哀傷而接地氣；“豈曰無重纊，誰與同歲寒”，天氣一涼，潘先生也不是說沒有被子御寒，可是心愛的人如今不再，無論怎么溫暖的被子也不能替代當年共同熱炕頭的溫暖，感情絲絲入扣，細致入微，不催你的淚不罷休。再例如他的《閑居賦》，回顧三十多年的職場生涯， 最后得出結論，“仰眾妙而絕思，終優游以養拙”，只想笨笨滴做一個隱者，一副“哥再也不想干了”的架勢。

然而，就是這么對亡妻念念不忘，對現實極其厭惡，似乎為人真實的潘美男，卻是趨炎附勢之人。為了巴結權貴挖空心思，居然對著權貴背后揚起的灰塵而拜，阿諛奉承到了極點，這幅畫面和他的詩歌實在是太違和了，看史書看到這個細節的時候，真不忍直面下去。

當然，情懷是豐滿的，現實是骨感的，人不能總是生活在詩歌里，總得面對復雜的矛盾和生存的殘酷，這是可以理解的。只要他在寫詩的那一刻是真誠無偽的，那他就是真實的。

我相信，曹丕在寫《燕歌行》的時候，心中一定是充滿著溫情和柔情，詩歌狀態里的曹丕不等于現實狀態里的曹丕。生活不總是寫詩，還得有矛盾、摩擦和茍且。

然而，陶淵明則不然，他是一個將真實貫徹到底的人，將詩歌意境實現在生活里的人。

陶淵明的真實：

從不把情懷當擋箭牌

在講到陶淵明的真實之前，先引用他的鐵桿粉絲蘇東坡的評價，蘇同學是這樣評價陶老師的：咱們陶老師為人，就是從不掩蓋自己的目的。為了生存，出來走上仕途，就坦坦蕩蕩擺明自己的目的，從不遮遮掩掩；如果覺得頂不順，想要隱居，那就痛痛快快地去隱居，也不到處說自己有多高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實在餓得不行，上門去請求朋友支援，不回避自己的窘態；如果手頭有盈余，高高興興請老友喝酒吃雞腿。

最后，蘇軾同學給了陶老師一個大點贊：“真”，“古今賢之，貴其真也”。蘇同學給陶老師的贊，是發自肺腑的，也是自己所辦不到的。

陶淵明的真實，在于他順從自己的內心，不做額外的需求。迫于生計，就是他所說的“以為三徑之資”，想出來找個職業，解決生活問題，三徑是指庭院，就是指居所，即現在的房產。他不忌諱這個很現實的目的，窮就是窮，不像有些人一出山就豪情萬丈。陶淵明的姿態表明：哥不玩矯情這一套。其實，在他之前的孔子、孟子也是在這方面很真實的人，他們認同“三月無君則吊”，認為三個月沒有正式工作的，得接受心理咨詢了。孔子每次走出國境，都要帶上求職簡歷和見面禮，“出疆，必載質”。孟子也說，因為貧窮，因為要養家糊口而出來謀事，這種動機盡管算不上高尚，但也無可厚非。

而當陶淵明覺得自己不合適這份職業的時候，他也很干脆地辭職走人，從不拖泥帶水，流連彷徨，為什么？因為他通過不快樂的經歷，認識到了自己所要真正追求的東西何在。

辭職隱居之后，陶老師其實有時候過得蠻窘迫的，甚至因為農作物歉收，淪落到了要上門乞討的境地，“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饑餓驅使陶老師放下了士大夫的面子，懵懵懂懂，不知道去尋求幫助。后來得到了接濟，填飽了肚子，高興得不行，但是又很老實地承認，對于對方的恩情，自己在物質上無法回報，只能在百年之后泉下相報，“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字字句句都是實在話，還不起就是還不起，而不是拿著情懷來忽悠人。

李白在這方面也還挺老實的，例如他吃了老婆婆的一碗雕胡飯，就很感慨，“令人慚漂母，三謝不能餐”，他沒有說要如何相報，而是連連用慚愧來表達自己的感恩。韓信說要狠狠報答漂母的送飯之恩時，漂母一下就不高興了，因為韓信在說出這句話的時候，就有點刻意了。

陶淵明一直生活在真實的狀態里，他之所以辭職而去，就是想追求自己所認為的那種真實。他的祖先陶侃認為只有建功立業才是真實，而陶淵明認為只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才是真實，他們都找到了自己所認為的真實，真實讓人快樂，讓人放松。

陶淵明為什么真實：

因為扎扎實實地與土地、莊稼打交道

古代士大夫說要隱居，說要從此歸去做一個農夫，那十有八九是假的，因為這些人很多都有豐厚的田產、莊園，根本用不著親自下田去勞作，耕種，他們是帶著文藝的眼光去看土地，看山林水草和田園，相對于陶淵明而言，就有了一層隔膜。例如王維，他的山水田園詩是一流的，但是他并不處于農夫的位置，例如《渭川田家》：“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詩歌當中描述的農夫互語情景，是一幅文藝畫圖，王維并不是肩扛著鋤頭在田間地頭說話的那一位。

而陶淵明則不然，他不僅以詩人的眼光看待土地山河田野，也以農夫的眼光看待這一切，因為陶淵明也是肩挑擔子，手拿鋤頭的那一群，真正是在田間地頭“相見語依依”的那一群。他甚至披星戴月地勞作，“草盛豆苗稀”的現狀讓他憂慮，和鄰居見面了，也不說什么莊子玄學，而是說著實實在在的莊稼和田地，“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莊稼長高了，長結實了，哥今兒個真高興。他的擔憂也是很接地氣的，他沒法像王維那樣“中歲頗樂道”，而是擔心霜雪對莊稼的傷害，“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完全是一個老農的口氣。

土地是真誠的，它不會花言巧語，不會忽悠，不會蒙騙，人們對它灑下多少汗水，它就回報多少，同時土地也有它的無奈，碰上災害，也無法滿滿回報。而低下頭長期跟土地常年打交道的人，也不會撒謊，這種詩人的真誠更加靠譜。

所以說陶淵明的淡泊名利，不只是天性使然而已，土地在鑄造他詩歌和人品的過程中，也起到了很關鍵的作用。陶淵明的真誠，深深地根植在他家鄉的土地上，所以一直不衰，在詩歌史上越發繁茂茁壯，讓后人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