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底，國內某大學校長因學術不端行為，被撤消三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收繳尚未使用完的基金，2篇論文被海外SCI期刊撤稿……近年來，類似這樣的嚴重學術失信、學術不端行為屢見不鮮。然而讓人意外的是，這位校長依然安坐校長寶座，許多學術造假者依然可以參與其他項目研究。（3月12日《科技日報》）

全國政協委員、南京中醫藥大學校長胡剛在兩會期間接受采訪時說：“在中國學術造假的成本太低，對學術不端行為的處理沒有動真格”。其實，早在2015年，中國科協、教育部、科技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等7個部門聯合印發了《發表學術論文“五不準”》的通知；2016年，以科技部牽頭的15個部門聯合印發了《國家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嚴重失信行為記錄暫行規定》；同年，教育部頒布了《高等學校預防與處理學術不端行為辦法》，辦法中明確界定了剽竊、抄襲他人學術成果；未參加研究或創作而在研究成果、學術論文上署名；有償發表論文、買賣論文等7種行為屬于典型的學術不端行為。

可是這么多的“通知”“規定”“辦法”都沒能遏止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學術不端案件的上升勢頭，原因何在？筆者以為，懲治學術不端，缺的不是“通知”“規定”“辦法”，缺的是對涉嫌學術不端行為的法律追責，目前許多高校在處理學術不端行為時出現的“因人而異”“官輕民重”現象，極大地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凡是普通教師或學生涉嫌學術不端的，無一例外都受到了嚴肅處理：浙江大學教師賀海波論文造假，被撤銷副教授職務和任職資格，被開除出教師隊伍；北京大學世界歷史專業博士于艷茹論文被舉報存在嚴重抄襲，經查實，于艷茹被撤銷博士學位……

但是，涉及院長、校長等官員的學術不端案件，不少情況是要么不了了之，要么象征性地輕描淡寫“處理”：云南中醫學院院長李慶生被指論文抄襲、一稿多投，其后李慶生主動申請對自己的相關論文進行鑒定，結果為“過度引用不當”，此后便沒了下文；64歲的武漢理工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2009年院士候選人周祖德及其學生謝鳴一篇抄襲論文收錄在“第二屆全國智能制造學術會議”第一版論文集中，后被查出抄襲后，會議又推出“正式版”，刪除該文了事；遼寧大學副校長陸杰榮在核心期刊發表的論文被爆涉嫌抄襲，校方辯稱該論文第一署名人陸杰榮對此事并不知情，系第二作者抄襲后拿給陸杰榮署的名；報道中提到的國內某大學校長涉嫌學術不端，最后基金被撤銷或收回，論文撤稿，校長照做。

在懲治學術不端行為時出現“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說明主管部門出臺的“通知”“規定”“辦法”在落實中走了樣，用《國際新聞界》主編陳力丹的話說，“大偷”不受處罰，“小偷”卻被逼到死角。

懲治學術不端行為出現的這些問題，說到底是因為這些規章制度不是法律條文，缺少應有的“牙齒”，執行主體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很難不受到行政權力的干擾，在當下行政治校的語境下，辦學的行政化與功利化客觀上為學術不端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在學術不端行為被曝光后，有的學校領導為了學校臉面，還為涉嫌學術不端的領導和教師提供保護，采取不知情、不調查、不處理的“三不”做法，因此“軟的挖一鍬、硬的拖過去”在所難免。

近日，馬云建議要像懲治酒駕一樣治理假貨，這條很得人心的建議呼喚的是雷厲風行的執法行動和更加嚴格的機制體制建設。同理，學術不端不僅是一個作風問題、道德問題，更是一個嚴肅的法律問題，只有上升到法律層面，通過立法，像懲治酒駕一樣懲治學術不端，追究涉嫌學術腐敗的高校領導和教師的法律責任，才能根本上營造風清氣正的治學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