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入和市場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國“新社會階層”的規模也在不斷擴大。根據北上廣三地的隨機調查數據推算，當前北京、上海和廣州新社會階層人士的規模分別約占當地常住人口的8.4%、14.8%與13.6%。就全國來看，日前中共中央統戰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我國“新社會階層人士”的總規模為7200萬人。雖然總體規模相比以前有了很大增長，但從占總人口的比重來看，5%的比例并不算大。隨著總體性改革的推進，市場經濟制度的不斷完善，相信這個群體的規模還會持續增長。

新社會階層大致相當于中間階層的位置，或者是“體制外中間階層”

“新社會階層”崛起的背景是市場經濟體制確立過程中，在國有行業和部門外新出現了大量的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在此過程中，我國社會出現了一批不同于傳統“單位人”的社會成員，這個群體不在黨政機關、事業單位或國有企業內就業，相對改革開放之前的“體制內”社會群體而言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新生長出來的一個“新”的社會群體。

從階層地位角度來看，大部分“新社會階層”處于中間位置階層。需要指出的一點是，“新社會階層”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階層概念，其內部的階層地位并不一致，或者說并不屬于一個階層。不過從職業特征上來看，“新社會階層”大致相當于中間階層的位置，主要包括以下職業群體：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管理和技術人員（指受聘于私企和外企，掌握企業核心技術和經營管理技術的專門知識者）、社會組織從業人員（包括律師、會計師、評估師、稅務師、專利代理人等提供知識性產品服務的社會專業人士，以及社會團體、基金會、民辦非企業單位從業者）、自由職業人員（指不供職于任何經濟組織、事業單位或政府部門，在國家法律、法規、政策允許的范圍內，憑借自己的知識、技能與專長，為社會提供某種服務并獲取報酬者）、新媒體從業人員（指以新媒體為平臺或對象，從事或代表特定機構進行投融資、技術研發、內容生產發布以及經營管理活動者）。在社會學的研究中，職業是社會分層的基礎，從新社會階層的構成可以看出，絕大多數“新社會階層”屬于專業技術人員，這部分人在社會分層領域是新中間階層。“新社會階層”大致相當于中間階層的位置，或者是“體制外中間階層”。

新社會階層“新”在何處

從市場能力角度而言，“新社會階層”具有很強的市場能力。具體來看，主要有三種重要的市場能力，即對于生產資料的財產占有、對于教育或技術資格的占有和對于體力勞動力的占有。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下，不僅體制外的創新創業人員需要很強的市場能力，而且體制外部門也主要依據個人市場能力的高低來選擇從業人員。

從社會流動的角度來看，“新社會階層”的社會流動也有一些新的特點。在職業流動方面，跨體制流動具有明顯的單向流動特征，也就是說從體制內向體制外的流動渠道是開放和暢通的，而反過來從體制外向體制內的流動雖然不是完全封閉的，但是具有明顯的局限性，渠道十分有限。所以，絕大多數 “新社會階層”的職業流動是體制外不同職業間的流動，跨體制的職業流動率極低。可見，體制因素是“新社會階層”職業流動的一個顯而易見的壁壘。在階層流動方面，“新社會階層”向上流動的空間有限，向下流動的幾率相對而言比較大。根據已有的社會階層與流動研究，我國最具優勢地位的階層是國家機關和國有企事業單位的管理人員，從社會流動的角度講，中間階層向上流動的目標應該是更具優勢地位的社會階層，獲得更高層次的階層地位也是很多中間階層成員的追求。而現實情況是，由于各種因素的制約，實際上只有少數人有機會實現這種向上的階層流動。相反，中間階層如果不能通過種種努力或者即使經過各種努力也不能保持現有的階層地位，那就極有可能實現向下流動，失去現有的中間位置階層地位。

從社會治理的角度而言，“新社會階層”的“新”在于，他們是在體制外進行創業或就業的人員，無法納入國有行業和部門的體制進行傳統的自上而下的管理，而是更多地依靠行業管理和自主管理。正是因為“新社會階層”的這一特點，我國社會治理體系的創新已成為一項緊迫的任務。

新社會階層與我國社會結構的新變化

“新社會階層”的崛起和不斷壯大，使我國的社會結構開始發生新的變化，呈現出更加多元和復雜的結構性特征。

一是打破了改革開放前兩個階級一個群體（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群體）的社會結構，基于職業分類的社會階層分化更加明顯。“新社會階層”所屬的新職業成為社會階層分化的催化劑，培育了新的社會階層，一些新的社會階層從傳統的兩個階級一個群體中分化游離出來，成為具有明顯職業特征的新社會階層。

二是改變了傳統單一的城鄉二元結構格局，使社會結構更加多元、復雜，呈現出多維二元結構特征。所謂多維二元社會結構是指我國社會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維續的同時，又增加了基于體制內外形成的具有顯著差別的新二元社會結構以及由上述結構因素相互交織作用產生的一些次級二元結構。多維二元社會結構使我國社會結構更加復雜，成為名符其實的復雜社會。

三是推動了社會結構從“金字塔型”向“橄欖型”過渡。“金字塔型”社會結構意味著社會底層群體龐大，中間及以上階層比例較低。隨著新社會階層的持續壯大，中間階層的比重不斷增加，我國特大城市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已經初具雛形，其新社會階層所占的比例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這主要是因為特大城市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地區，市場化程度較高；同時，各種產業聚集，吸引了大量具有較高素質和技能或者說具有較高市場能力的人員，這些因素使得特大城市在中間階層的培育方面具有明顯優勢。

作者：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張海東